酒桌的权力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外交部长罗兰·迪马曾经回忆说，有许多事关国家前程的重大决定，他们其实都是在正式或者半正式的酒桌上做出的。就这点而言，酒桌的政治功能丝毫不亚于战场的政治功能，况且它所付出的低廉代价也远非后者可以与其相提并论。在法国，一个政客如果没有酒量，不爱美食，那么他是很难获得选民们的信任的。虽然我们没有如此公开明确的政治选拔标准，但却不得不承认，相比于一个不胜酒力的人，一个酒量不错者的仕途往往可能会走得更为顺畅一些。我们当然不能将一个人的酒量等同于他的工作能力，然而酒桌本身固有的权力属性又的确可以在某些时候将酒量转化为一种出色的能力。至少，此时你如果没有酒量，一场重要的谈判便可能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对于化干戈为玉帛，美酒有时着实具有某种超乎我们想象的神奇功效。

    可见，酒桌上的吃喝似乎并不直接与饥渴相关，而仅仅是同某种使命相关。在古希腊，宴会被视为加强公民团结的一种重要政治社交形式，有助于社会平等和谐秩序的促进。而中国古代著名的鸿门宴，则让酒桌承担了一起重大的军事阴谋。历史已然告知我们，酒桌所指涉着的宏大叙事是不言而喻的，即便它在有些时候看似只是出于主人的好客动机。但是我们要明白，酒桌本身必需的财力乃至号召力事实上从来就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久远时代的许多私人宴会就是基于主人单纯炫富的冲动，然而这种虚荣却和今天一味的物质炫耀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较之后者，它常常可以释放出不少不可低估的正面讯息。要看到，此刻酒桌上的宾客均为活动的参与者，主人的炫耀即使不能得到他们的全面赞同，至少也不会招致明显的嫉妒和敌意。所以，酒桌上这一炫富的过程往往也是形成认同和观摩学习的过程。友谊的交流在这里还是显而易见的。

    只是，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升级，人们已不再需要借助酒桌来炫富了；可是，他们也因此得以将所有炫耀对象都变成了旁观者，甚至是全然陌生的人。妒意和忌恨也难免由此开始弥漫。不过，酒桌可以在私人那里发挥的权力至此依旧没有失效。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时期和地域，人们无物为礼，请客便是达成个人诉求的唯一手段。先是家中，后是酒店，从空间到菜谱，档次攀着经济指数在不知不觉中步步高升。当然，发展到如今这个年代，酒桌早已不再是达成个人诉求的唯一手段。它开始越发显现为单纯的社交色彩，无疑，这又同我们高度传媒化交往所造成的群体性孤独息息相关。恰是这种具有时代性特征的孤独刺激了我们在酒桌上的强烈表达欲望，并且伴随着酒精的迷醉作用，我们的表达也轻而易举就可能突越一切底线。再加之我们自以为是身处于一个私人空间，俨然就更有理由可以肆无忌惮了。但是不要忘记，酒桌一直就拥有着自己的文化权力。在一定意义上，此种权力已经注定了酒桌的所谓私人性质纯属一个假象。从古至今，酒桌始终就是一个信息的集散地，只不过是有着正式和非正式的差别而已。在这一点上，它比专门会议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或许更具威力。尤其是针对有关私密性质的信息，酒桌不仅是一个集散地，同时还是一个加工厂；当今传媒科技的突飞猛进简直更是使其如虎添翼。有鉴于此，倘若我们认为私人宴会与公共空间无关，那可实在是一个天真的误会。此外，我们还应清楚，不是所有的宴会都是充满欢乐的，红白喜事的说法表明还存在着悲伤的宴会。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酒桌上也需把持适度的理性，否则，便极有可能将人家的悲伤当成自家的狂喜来消费。

    还有，美酒显然是男人的专利，这导致酒桌文化于无形中先天就成为了男权主义的文化。一度，酒桌干脆将女人统统排斥在外，她们仅是一群忙碌于厨房里的服务人员。而今，女性可以随意出现在酒桌上了，但掌控着统治权和话语权的却往往仍是男性；女性在更多时候充当的只是一个聆听者的形象。这种性别权力的失衡，也在很大程度上诱使了男性在酒桌上的权力滥用。既然滥用了权力，势必就可能会结出恶果。而面对这一恶果，女性却似乎是大可不必为此担负责任的，尽管最终收拾满桌狼藉的也总还是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