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科学院推翻中国裴多菲报告

    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匈牙利科学院推翻了中国专家在布达佩斯公开出具的鉴定报告，拒绝承认二十六年前出土于苏联的一具骸骨为19世纪大诗人、自由战士和民族英雄裴多菲·山多尔（1823-1849?）的遗骸。

    英文《匈牙利今日》援引《我爱匈牙利》（Szeretlek Mag⁃yarország）上周的报道说，虽然中国专家在3月13日宣布，巴尔古津遗骨有99.2%到99.9%的可能属于裴多菲后人的祖先，但匈科院否认了中国专家的报告，并重申1990年的结论，指出遗骸的主人实为寻常老妇，而非该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年轻男性诗人。

    4月1日，匈科院在其官方网站（mta.hu）上刊出了对所谓“裴多菲事件”和中国报告的反驳长文。

    这一坚决的表态意在终结围绕巴尔古津遗骨持续二十六年的争论。

    普遍认为诗人战死于锡吉什瓦拉战役。如兴万生在所译《裴多菲诗选》（上海译文，1982）一书的前言中所写：

    “一八四九年夏天是匈牙利人民灾难深重的时刻。激战刚刚过去，瘟疫遍及全国，诗人的父母在不到两个月之内先后死于霍乱与伤寒。这年夏天，资产阶级化贵族温和派的代表们走向反动，同敌人暗地勾结，甚至公开投降。这一时期，诗人狠狠地揭露了投降派代表人物戈尔盖将军和梅萨洛什军事部长的卖国路线。由于匈牙利军队部分指挥官的投降，也由于奥地利反动政府又向俄国沙皇求援，在巴斯凯维奇这个刽子手指挥下，俄国十四万大军同奥皇的二十万大军向匈牙利发起了新的联合进攻，革命进入了最后阶段。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裴多菲在瑟斯堡战役中英勇牺牲。”

    瑟斯堡即今天罗马尼亚境内的锡吉什瓦拉，据信裴多菲死于俄军之手（裴多菲遗作中也写道：“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其遗体从未被正式发现，很可能埋葬于集体坟墓。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人在历史档案中发现，锡吉什瓦拉战役后，俄军强遣匈牙利战俘一千八百人步行前往西伯利亚，有人猜测裴多菲或未战死，也在其中。1989年7月16日，企业家莫尔瓦伊·费伦茨（MorvaiFerenc）领导的一支匈牙利远征队在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巴尔古津宣布发现了裴多菲之墓，其中七号墓主死于1856年，家姓彼得罗维奇——“裴多菲·山多尔”在俄语拼写中对应着“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匈科院组织的医学专家和考古学家第二年便得出结论，宣布此乃女性遗骸。1994年由一所美军医学院与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出具的检验报告支持了这一结论，但莫尔瓦伊不肯接受，并断定幕后存在着政治阴谋。在随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方面谋求挖掘裴多菲父母的坟墓，另一方面苦心藏匿装在一只行李箱里的巴尔古津遗骸，以免被政府没收和销毁，同时继续寻找可以为他做鉴定的科学机构。最后，他找到中国专家，并拿到了满意的结果。

    3月13日，莫尔瓦伊与中国专家在布达佩斯召开新闻发布会，hir24.hu提供了一段两分十九秒的视频和十九幅现场照片。读书报根据视频片段，记录一位中方专家相对完整的汉语发言如下（听记所得的专业名词或有不确）：

    “结果显示，被检遗骨和两个血样的线粒体DNA在D-loop高变区1和高变区2的相似度均达到了99.2%以上。［匈语翻译。］通过与数据库内高加索人种信息比对发现，与数据库内多数高加索人相比，被检遗骨与两血样更相似。基于目前的检验结果，我们认为，遗骨身源者与两个血样身源者之间的生物学关系近于多数高加索人。［翻译。］谢谢大家。［翻译。掌声。］”

    《我爱匈牙利》的匈文报道没有提及中国专家的姓名，但用英文注明他们来自上海的“Judicial Identification Center of the Insti⁃tute of Forensic Science”。

    目前似乎没有匈牙利之外的主要媒体报道过这一发现。读书报也没有找到相关的中文信息。

    上海专家将遗骨样本与两位在世裴多菲后人的血样做了比对，得出了相似性在99.2%到99.9%之间的结论。但匈科院实验室审看检验报告后认为，取样和检验的过程存在明显的和严重的瑕疵，报告的制作也不符合基本的科学规范，因而不予采信。

    裴多菲战死沙场还是病故他乡，死后埋葬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对匈牙利人是极为重要的，如该国媒体所言，这是他们自己的遗失的方舟或都灵裹尸布。其意义远远大于曹操。我们仍引兴万生文章中的一段：

    “裴多菲只活了二十六岁零七个月。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却给世界人民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更为宝贵的是，他给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留下了敢于同侵略者作斗争的革命精神。他作为一个诗人，一直被公认为是匈牙利的最优秀的抒情诗人。我们从裴多菲在战火中写的诗歌里听到了激越的军号声和战马的嘶鸣。一个世纪以来，匈牙利人民一直把他当作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一面胜利的旗帜！”

    莫尔瓦伊·费伦茨说，过去二十多年，他为裴多菲的遗骨吃尽了苦头，不仅遭人诋毁，还受到过暴徒的袭击，险些丧命。

    裴多菲一生写有叙事诗八首，短诗逾八百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致妻子尤丽娅的情诗中突然写下突兀的一句：“我是杀人的工具——兵，同时我也是一个诗人。”

    围绕着巴尔古津遗骨长期存在着强烈争议，也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当年跟随莫尔瓦伊远征队前往西伯利亚的记者博尔扎克·蒂博尔（BorzákTibor）去年出书《裴·山》（P.S.），详述寻骨与鉴骨经过，集科学报告、历史传奇与政治阴谋于一身，更在图书设计上大做文章，甚至使用隐形的紫外荧光油墨印刷，须经紫外光照射（随书配赠发射器），暗藏在正常内容下的图文方可看到。

    《裴·山》获得了2014年的红点奖。

    投入神圣的战争

    这是考验，最后的伟大的考验：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已经出现在祖国的大地上了。最后的审判到来了。可是我不怕，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我的祖国而战。

    ……俄国人很多，数目很大，这有什么用？在战场上，匈牙利人更多；也许一百个人对付一个俄国兵，若是我们的人数少了，大不了也就这样。感谢上帝！匈牙利人，世界把我们召唤。

    裴多菲·山多尔作于1849年  兴万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