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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上午，接到老友潘耀明的电话，在谈完一些事情后，问我知不知道蓝真老先生前些天辞世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不算突然，因为9月22日我赴港开会，行前曾和蓝老通电话，准备去拜访。家人说他近来身体不是太好，但听说我要来看他，他很高兴，嘱我来后同他联系。我知道他特别爱书，便给他带去了我刚刚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数字工程丛书》中的《鬼谷子集》，是线装本，相信他一定喜欢。到港后见到耀明兄，说起拜访蓝老一事，他说也要去，我俩便约好了时间。到了日子，潘兄却告我，突接蓝老家人电话，说他因不慎跌了一跤而住院了。我因时间匆忙，不能久留，便托潘兄日后将书转交并代为问候。今闻此噩耗，不禁心中凄然。同蓝老相识相交的一幕幕又浮现在脑海中。
蓝老是香港出版界的耆宿大佬，曾主掌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多年。但2006年以前，我对他却是一无所知，虽然我在国内出版界也从业多年。2006年因工作需要，我被中国外文局派到驻香港的和平图书有限公司任总编辑。履新不久，便从同事口中听到蓝老的大名，原来他同外文局及和平图书有限公司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对我公司在港业务一直十分关注。凡由内地新来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拜会他。这样一来，公司便很快征得他同意安排见面。初次见面，发现他是一位十分健谈的老者，个子不高，微微发胖，面带笑容，和蔼可亲，与我们交谈时，怕我们听不懂而尽量说普通话，但广东味十足，乍一听还真不好懂。他对和平公司历任领导都十分熟悉，谈了很多他们在港工作的事情。由于我跟这些人多不认识，所以只做一名听众。期间，他自然也问了我一些情况，得知我在中华书局工作过，便说到了他同中华一些老领导和现任领导的交往。我这才意识到他丰富的阅历和一般同侪所不具备的资历。但因系初次见面，我没能和他多谈什么。
蓝老是资深的出版家，是德高望重的出版界大佬，在与人交往中，他总是在用独到的职业眼光来判断一个人，并从而决定对你的态度。我初到香港，对当地的情况还不熟悉，与蓝老的接触自然不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特别是当我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和季羡林先生的《病榻杂记》等书后，我发现他对我颇为关注，再在一些场合见面时，他会和我多聊一聊，并把我主动介绍给他认识的出版界的朋友。就这样，我慢慢地和蓝老熟悉了。我把我主编的《家学与师承》和《名家心语丛书》送他指教，他均十分赞赏，认为我作了一件抢救文化的好事，嘱咐我要坚持下去，多出版一些学术大师的著作。我感到我和他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的出版理念是一致的。我很幸运，能在香港结识他。此后，我每有一些出版想法，便第一时间说给他听，他总是对我的这些想法予以肯定和支持。他知道我一个人在港工作，怕我寂寞，有时就会邀我参加一些朋友聚会，或独自请我吃饭。到了礼拜天，他还请我到家去做客。他的老伴李蕙师母对我也十分热情，也总夸我书编得好。她和蓝老都是正直的人，也都是性情中人。他们待我是真诚的而无世故的。我和他们二老在一起非常开心。他们在清水湾的家我也去过，坐在晒台上聊天，下面不远处就是绿幽幽的海水。蓝老说他就在那里游泳。那里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后来因为一些人为制造的工作上的原因，我要求调回内地工作。蓝老和老伴知道这件事情后，对我的遭遇都十分同情；对我的决定，又都表示支持。他们说：你有那么多好的想法和资源，在这里不能实现，干脆回去做好了。我们看好你！在我临别时，他们老两口还特意为我设宴送行。
回到北京后，我和蓝老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把我的新著《大师的侧影》和新编的《想念大师丛书》陆续寄给他，他收到后，总会或给我打电话，或写信发表意见。去年孙立川兄来北京，我托他把新出的《想念王锺翰》带给蓝老。不久，收到了他的来信。他说：“每次收到你编辑的书就想起我们的友谊和你对我们的眷顾，也想起像你用心用力编辑这类想念大师丛书的好编辑的人也太不容易了。保存、述说我国这一批国宝级的老学人珍贵的文学学术遗产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希望你继续发挥才能，做好这件工作。”能得到他们的肯定和鼓励，我真的很知足，也很快乐。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会提前打电话问候，在电话里和他们聊聊天。蓝老有事也会给我打电话，或直接写信给我。而且我们每年至少还能见一次面，多是他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出版界的一些重要活动。每到这时，他都会在抵达北京住进旅馆后，给我打电话告我旅馆的电话和房间号，不管多忙，他也会安排时间约我见面。他一般来北京都住西苑饭店。多数情况下老伴会陪他一起来。见面后我们谈得很开心，就像老朋友一样。我把一些新想法说给他俩听，他们不仅认真听，还会发表意见。2012年那次见面，我把钱锺书先生指导的“中国古典数字工程丛书”的有关情况和我的想法介绍后，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完全支持我做好丛书的出版工作。我为得到他们的支持而充满信心。我已经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到出版方面的大事，总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多数情况下，我们见面后，总还要在一起吃顿饭，一般都是蓝老在饭店请我。有一次是蓝老一个人来的，说是师母腿摔了，不能陪他来了。我们俩在西苑见面后，聊得很高兴，我得知他后面还有一段时间，便提出请他到我家做客。他高兴地答应了。我陪着他到家后，见到我的爱人和孩子，便同他们亲切交谈起来。最后我把他让进我的书房。他仔细地观看一番后，表示十分欣赏。临走时还说下次一定要李蕙也来家看一看。第二年师母的腿好了，他们老两口又来到了北京，我赶忙把他们从西苑饭店接到我家。师母路上还说蓝老上次回去就一直夸你家里人好，书房好呢。我们在家里边喝茶边聊天，其乐融融。最后我们在楼下的一家餐厅共进晚餐。那一晚，他们老两口和我们全家都很开心。我们还说好了，以后来北京，就到我家坐坐。
蓝老是一个特别重情义的人，就是在这次来京后，他还专门抽出时间宴请在京的在香港和平公司工作过的人，我也应邀出席。我们和他们老两口有说有笑，一起回顾了在港工作的情景。蓝老和我们每一位都很熟，席间他不时举杯给大家敬酒，惹得老伴在一旁不断提醒他少喝。他却说我知道，今天见到大家高兴嘛。最后他坚持自费结账，说这顿饭是他安排请大家的。我们都被他老人家的盛情所感动。
本来前年的7月1日他们老两口又来到了北京，蓝老作为“生活书店”的老职工代表，参加该店恢复后的挂牌仪式。他甫一抵京，便和往常一样打电话给我，说安排好时间我们就见面。我便兴奋地等待着。我还想把他们二老接到家中叙谈。可谁知，这次竟落了空。我心怅然。9月我接到蓝老的来信，说：“本来很想见你和夫人，也电话告你。谁知十分匆忙就离开北京回港，失了约，心也不安，也只候明年了”。随信寄来了7月18日他们老两口结婚60周年的纪念照片，并在后面注明、签名让我留念。蓝老就是这样一位细心而又热情的老人。写到这里，望着照片上的他，我泪如泉涌。我为永远失去了这样一位赏识我、关心我、鼓励我、支持我的老前辈而痛心疾首！
9月去香港开会，其中一项就是拜访蓝老，因为他是那么看好我要作的《中国古典数字工程丛书》，我特意给他带去了线装本的《鬼谷子集》，我想当面向他汇报工作的进程和下面的想法和安排。我想象着他老人家于满面笑容中用赞许的眼神看着我并不住地点头称是。我是那样期待着他的鼓励和支持。可我这次没能见到他，而且永远也见不到他了！但我坚信：他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我不会叫他失望的。我会用出版更多的好书来回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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