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抱有十分的喜爱和热情”

    我和石川三佐男先生的初次相识，是在90年代中期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那天早晨，刚起床，被子还来不及叠，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两位先生，一位是中国翻译，另一位就是石川三佐男先生（以下简称石川先生）。他个子不高，五十开外，头发却花白了，一边很恭敬地说着日语，一边向我递上一本论文抽印本。中国翻译对我说，这是石川先生在日本发表的有关楚辞研究的论文，文中两处引用了你的观点，他特地赠送给你，希望得到你的批评，也同时作为一个纪念。我当时既惊讶，又感动，因为在此之前，我还不曾与日本学者直接打过交道，更没有一位日本朋友，石川先生的这一举动，无疑向我发出了友好的信号,我庆幸自己可能遇上了一位对中国学者真诚友好而又喜爱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的日本学者。果不出我所料，石川先生是位酷爱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的日本学者。他毕业于以汉学研究著称于日本的东京二松学舍大学，修完博士课程后，任职于秋田大学，又以《楚辞新研究》一书荣获博士学位。石川先生的硕士生导师是加藤常贤教授，他曾是二松学舍大学校长，著名的汉字学专家，被称为日本的“汉字学之祖”。加藤教授治学主张实事求是，他的治学方法与中国清代的高邮学派王念孙父子很相似——对传统文献不满足于仅仅作解释，一定要追根求源，加藤教授在日本的学术地位很高，被誉为“西有吉川幸次郎，东有加藤常贤”。石川先生的博士生导师是赤塚忠教授，他是一位专长甲骨文、金文和《诗经》《楚辞》研究的专家，石川先生因此而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在了《诗经》《楚辞》研究，他说，自己的治学受导师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决心终生投身于中国先秦文学的研究，先是《诗经》，后是《楚辞》，而尤以后者用力更勤，成果也多。

    石川先生送给我的论文，是他研究《楚辞九歌》的专题论文，他毕生在《九歌》研究上花费精力最多，《楚辞新研究》一书十三章中，研究《九歌》的内容占了一半。我很佩服石川先生的钻研精神，为了考察《九歌》的起源和九神内涵，他大量地搜集了中国上古时期的出土文物资料，其中特别对帛画、铜镜等汉墓出土文物作了精心考辨，发表了一系列属于他个人独立思考的论见——从考古出土文物视角研究楚辞，这在中国现时的楚辞学者中也不多见。我在他的研究室里看到了几乎可称“叠床架屋”般的大量资料，其中大多是中国一流的文物考古出版物及精装版的图籍，处身于他这间面积不算大的研究室里，仿佛置身于“书山”之中，有时连转身都感到有些困难。他对我特别“开恩”，在他邀请我到秋田大学访问讲学的日子里，为了方便我查阅他拥有的日本楚辞文献资料，他专门为我配了一把他个人研究室的钥匙，让我随时可以到他的资料库中查阅任何一部书，正由于此，我在秋田的一个半月中，除了完成学术演讲任务外，空余时间查遍了他研究室中所有关于日本楚辞研究的资料，这为我回国后顺利完成独立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楚辞研究论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作为一个日本学者，石川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以几乎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从事这个学术领域的学习、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先秦文化与文学为主攻方向）——从大学本科开始，到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以及毕业后从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乃至退休后依然如故的研究兴趣与热情投入，这对一个日本学者来说，绝对是难能可贵的。据笔者对国外从事汉学研究人士的了解，凡是将汉学研究作为自身长期工作或研究的对象者，他（她）一定对中国是持有友好态度的（有的甚至可称热爱），至少不会怀有完全的敌意。仅此，笔者以为，石川先生对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尤其是对《诗经》和《楚辞》（以《楚辞》为主），实在是抱有十分的喜爱和热情，这是毋庸置疑的。笔者曾在访问日本期间，专门应石川先生邀请，与其他两位中国学者一道，前往他在东京远郊的琦玉县寓所作客，亲眼看到他的寓所旁边，另建了一栋小屋，这是他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处所和作为藏书的书屋，门口挂着“楚辞研究所”的牌子，可见，石川先生在秋田大学退休后，并不打算从此解甲归田享受安逸的退休生活，而是还要继续他十分喜爱的、视作第二生命的楚辞研究，这是他毕生追求的事业——这让我们这些中国学者感慨不已。这里特别要说的是，石川先生对中国文学有着与一般日本学者和民众不一样的认识，他认为：中国文学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学，乃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老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国，如果连中国文学都不好好研究，那就太说不过去了；作为一个日本学者，如果要从根本上理解日本文化，必须对中国文化作研究，而这当中，特别要对中国古代的《诗经》《楚辞》以及汉代文学、唐代文学等作深入研究，因为它们对日本的汉诗文产生了深刻影响，日本的汉诗文中充分体现了这些中国文学遗产的传统风格和艺术特征，如不对中国的这些古代文化和文学作深入研究，就无法全面理解日本文化。石川先生说，中国、韩国、日本同处于亚洲的东部，也都（曾）共同使用汉字，三国同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应该理所当然地花大力气研究中国的汉文化和汉文学。这里，还应特别一说的是，石川先生曾说，日本很多学者研究楚辞时感觉非常亲切，甚至有学者会将楚辞作为日本的本国文化来研究，这恐怕会让我们中国学者大吃一惊——虽然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联系堪称源远流长，至少在唐代已开先源，而后延续不断，两国文化之间甚至可以说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尤其对日本文化而言，但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楚辞，视为是日本的本国文化，这在中国人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在日本，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笔者曾收到过一位叫大宫真人学者寄赠的著作，该书中，这位日本学者经过自己的实地考察，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而又惊人的观点，说屈原曾经到过日本，其理由是，《九章》乃写成于日本的九州。为证明此观点，这位日本学者从楚辞的语音和九州地名发音的对照与考证入手，指出《九章》中写及的一系列地名，其发音与今日九州地方许多地名的发音极为相似，且屈原流放途中所经之地，按诗篇所写的地理顺序排列，与今天日本九州各地相应地理位置的排列顺序相同。可见，石川先生视楚辞为日本本国文化的看法，并非空穴来风，在日本学界，这种看法可能有一定的市场，这大概也是石川先生本人会以《楚辞》作为他大半生心血与精力投注对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石川先生研究楚辞，由于受两位导师的影响，特别对考古出土资料发生兴趣，他感到历史上的楚辞文献资料，历来学者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而对出土的考古资料，特别是最新的出土文物，学术界似乎重视还不够。由此，他特别对湖南马王堆帛画、汉墓铜镜、四川三星堆出土文物，以及上海博物馆竹简等，兴趣浓厚。为了证明他的楚辞魂魄二元论观点，以说明《离骚》诗中魂升天问题，他以河南新野县发现的“天公行出镜”为中心，结合洛阳卜千秋墓出土的铜镜、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龙虎纹镜”以及陕西淳化县发现的菱形铜镜等为例，予以详细阐发，显示了与中国学者不尽合一的思路轨迹。这很自然地牵涉到了楚辞研究的方法和角度问题，毫无疑问，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显然不拘于传统的文献学一个学科角度，而是结合了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考古学等多学科、多角度，他试图努力将历史图像、出土文物与文献资料三者结合起来，作综合的全方位考察研究，从而得出尽可能令人满意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