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奎山先生不大熟悉,见过两次面,他给我写过两封信。我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我觉得他的小说写得特别好,尽管那叫做小小说。其实管它叫什么呢,只要写得好,能叫人记住,就是好作品。王奎山的东西我读过一些,每篇我都能记得,而且过些时日,偶尔再读,还是一样的会心,一样的叫人莞尔。我觉得王奎山的小小说非常好。他应该是中国最好的小小说作家之一。
王奎山给我写过两封信,我也特别珍惜这两封信。不仅仅是他说了我一些好话。我是觉得他这人特别真诚。而且我无端地觉得,他是好人。
可是,好人不长寿。他前几年去世了。这也是我特别怀念他的原因。
也因此,我念念不忘要给他写篇文字,可一直拖着。这几日无事,我找出王奎山赠我的唯一一册小小说集《别情》,翻来翻去,将里面一些我曾经读过的篇什又随便读了读,可读完一篇,我就轻轻一笑:“真是好!”这是我唯一的一句话。集子中统共只有二十五篇,也就几万字。可我读了《红绣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偶然》《一群蜜蜂》和《别情》之后,十分感叹。看《别情》,当读到莽子最后堵气地说“咱乡下人,办个事真难哪!”我笑了,莞尔一笑地笑了,之后我便相当愉快。这是阅读的愉快,是享受智慧的愉快。
王奎山的小说为什么好呢?他写的不是简简单单的小小说,而是对生活的认识。每一个独到的对生活的认识,特别是你意想不到的认识,那是相当有意思的。
我和王奎山先生见的两次面都是在郑州小小说笔会上。第一次可能是认识了,但我记不清怎么认识的,之后他给我写过一封信,算是强化了我们的关系;第二次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住在同一楼层,而且只隔一个门。我去给他送我的一本什么书,他留我坐了一会儿,聊了聊,他依然说我:“你写得不多,但有特色。”话是同第一次给我写信的内容一样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苏北:
您好!
昨日我到银行去领工资,领完之后在营业大厅看《大河报》(平时我不看这个报),很偶然地读到你的小说。我很喜欢你的作品,年选上的《钢卷尺》和《读点》第六期上的《老婆和我的幸福指数》都很喜欢。文章不在多,有特色就能让人记住,你的文章应属这种不多但能让人记住的一类。有作品集望能寄我一册让我学习。我也喜欢汪曾祺的文章。我这里有陆建华先生的《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你如没有,寄你一阅。
报纸上有责编姓名及电话号码,你可与马丽联系。
王奎山
2006.5.10
信中所说的我的小说,是我发在《小小说选刊》的《金市国》,被《大河报》转载,他无意中看到了。信中提到的马丽,是《大河报》副刊的选稿编辑。
之后我记得按他要求与《大河报》联系了,可既没得到样报,也没收到稿费。也就算了。
第二封信写于2009年4月,又是三年了:
苏北:
你好!
去年就想给你写这封信,但一直犹豫,恐怕交浅言深,引起你的责怪。促使我下决心给你写这封信的,是前几天看了你发在《文学报》上的文章《与黄裳谈汪曾祺》。我觉得,你与其零零散散地写此类文章,不如集中精力写一本《汪曾祺传》……你是有才气的人,万不可将自己的才气轻抛零卖了……
王奎山
2009-4-10
我在重读这封信时,眼睛都湿润了。我实在没有什么才华,也无雄心。可王奎山先生这么看重我,苦口婆心,言真意切,我真有负于他。虽然我无才华,也无雄心。但我热爱文学,我会一直阅读和写作下去的,以此也了却奎山先生之意了。
王奎山去世几年了?我都不大记得清。也懒得网上去查。大约好像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不久的事。一个人死了,他很快被人忘记。他的作品,好像也没有多少人在读。因为他的书,在他去世后,似乎就没有再出版过。
可我不能忘记。这是个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好。而且这个人很纯粹,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