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华读书报》20年

    回顾起来，从《中华读书报》1994年5月11日试刊，我与这份最心爱的报纸竟然有了20年的情谊，每周都读到自己喜欢的报纸，总有一种亲近感，这是20年来很欣慰的事。我费了点力气左翻右搬，从堆积在地板的书籍底层找出了自创刊始的《中华读书报》。那是前6年的，我都装订成了合订本，整整齐齐，自觉很是赏心悦目，自己还很有点得意的味道呢。那以后的报纸我未及都装订成册，但是也都按半年或者一年有序地保存着，至今20年不少一期，这还是我常向友人炫耀的事呢。 

    我是从《光明日报》上得知要创办这份关于读书的报纸，于是给编辑部写信，喜获两期试刊号。从一开始我就喜欢这份报纸，除了自己的阅读习惯和爱好之外，更因为它是首都出版的关于读书的大报，“中华”二字也不是可以随便叫的啊。主要的还是《中华读书报》十分与众不同，有极鲜明的特色，很吸引人，有亲和力，既活泼又有厚重感。从开始我就注意了“家园”版，从试刊就有这个版面。20年来《中华读书报》的版面、栏目也有了些变化，但是“家园”一直在，而且20年来至今都在第3版，每期都可见“家园”，感到亲切；若说有变化，是开始多由王小琪和萧夏林二位主持，后来是舒晋瑜。我至今的习惯还是收到报纸，浏览头版后，立刻进入到第3版的“家园”里。《中华读书报》另一点引我注意的是，每一期都会有文化名人和重要作家的信息或者作品，例如在头几年就见到了姜德明、金克木、黄裳、王小波、冯亦代、张中行、舒芜、董乐山、叶君健、汪曾琪、钟敬文、来新夏、钱谷融、刘心武、韩少功、陈平原、池莉、张炜、谢泳、叶延滨、韩石山等等，这个传统至今未变。《中华读书报》还常有著名文化人的照片，并且配有文字介绍，这个栏目也很耐看。如创刊号上介绍的就是著名的老一代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的陈岱孙教授：“高山仰止，雅人风范”。之后有侯仁之（“登高自卑，行远自迩”）、钟敬文（“孤独的跋涉者”）、丁聪（“潇洒走一回”）、于是之（“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乎”）、英若成（“文化之梦的守护者”）、吴作人（“吴作人的天伦之情”）、季羡林（“匆匆急行的过客”）、周而复（“如椽《大笔写春秋》”）、还有箫乾和文洁若夫妻（“翻译是恋爱的开始”）以及林庚先生、李赋宁先生等人的照片。张岱年先生的照片（“坐拥书城求真知”）更使我感到亲切和怀念；照片配的文字有这样的话：“走近书斋，小山般的古籍列兵似的站着像等待检阅。”“过道上、客厅里、卧室中，满满的，是书柜。”这些话一下子把我又带进了张先生当时居住的中关园43号楼103室，那是我为编一本书曾两次拜访张先生的地方。我第一次走进张先生住宅时，脑子里跳出了一个字：窝。鸟儿用树枝和羽毛编织了自己的窝，张先生用那些书为自己编造了一个精神的“窝”。我还记得这些照片所配的文字多是红娟写的。此外，《中华读书报》还刊发过由宫苏艺拍的文化名人书斋的照片。如董乐山、李瑛、荒芜、臧克家、李凖、端木蕻良、雷达、资华筠等等。这不只是看得见的人物照片，看着这些照片很有走近了他们的感觉，感觉的是文化的纯真与厚重，那也是一种阅读的精神享受。

    《中华读书报》在20年里发表的文章，有不少是很值得赞佩的，有的很有长久的学术价值，有的可成为丰富学术史的重要资料。《中华读书报》也像一本好书一样，有长久的保存价值，是可以反复读的;《中华读书报》前5年有电子光碟版，很希望往后也有光碟版，那就更方便了。有一篇早在1995年1月25日第7版申慧辉先生写的《自在洒脱的门罗》就很值得回顾。此文引用了美国女性评论家表达门罗短篇小说成就和特点的那句名言：“我们的契可夫。”文中还说到这是位“我行我素的”和“不为名声所累的”门罗。这位加拿大短篇小说家的英语版那时已多有出版，但是作者说：“遗憾的是，这些小说集至今尚无中译本。”此文使我们看出文章作者和报纸编者的眼光和鉴赏力，我们知道，18年后的2013年，门罗这位特立独行的杰出的短篇小说女作家在82岁高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因为喜欢《中华读书报》，在阅读中偶尔发现印刷错误之类时，我还给编辑部写过信。近日翻看过去的报纸，就发现1998年1月7日（181期）第一版有一篇文章排版上错断了文字的链接，我用蓝笔画了出来；1999年8月4日，报上印为262期，我用笔改为261期，8月11日的报才是262期；这一期还有一个应为“，”之处印为“、”的标点小误和应为“绝”字印为“决”的错字。类似的“发现”，我大都给编辑部写过信。现在看来有点过分认真了，重要的是现在的《中华读书报》很少有差错了。

    也是因为喜欢，所以个别时候未能收到订阅的报纸，心中会十分不快，甚至心神不宁。很不甘心这种情况，于是给编辑部写信，希望为我补未收到的报纸。让我至今感念的是，我请求补报不是一次两次，每一次都得到满足，这使我至今能保存了20年完整的《中华读书报》。记得这样的信多是写给王小琪的。再补报的事近些年就很少了，也有几次，都是麻烦了舒晋瑜。后来，我想到了一个保险的办法：订两份。那几年可以从报社直接订阅，出版后直接寄来。这样，邮局还订有一份，就踏实了，可以确保读到每一期。那多出的报，我过后就送人了。

    也是因为喜欢吧，我真的有了因为鸡蛋好吃，想看看那下蛋鸡的念头。一年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去了《中华读书报》编辑部——那时还在永安路虎坊桥《光明日报》社的老楼里呢。印象很深的是，见到的王小琪竟是位女士，而且年轻，一个意外；接着得知小琪还是我的大学校友，都是从中国人民大学走出来的，这又多了几份亲切。记得我对王小琪说到报上的文化名人照片很好，红娟的文字写得也很好，小琪当即指着另一位女士说：“就是她。”这次到《中华读书报》编辑部的感觉是很亲切；再就是发现这张冠有“中华”二字的大报，原来是不多的年轻人办起来的！

    我在这20年的阅读中，实实在在的爱上了《中华读书报》，她给了我很多新知识，不断开阔着视野，引我思考，还提供了许多出版信息，大大帮助我选书购书。更重要的，是我神交了可尊敬的办报人，神交了许多优秀的作者，读到了许多好文章。这20年来，《中华读书报》成了我的不可少的重要读物，更是安顿精神的温馨家园。现在我读这份心爱的报纸时，常常想怎么可以不读《中华读书报》呢，总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中华读书报》，读《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