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和公正

    如果不提醒，我不会想到《中华读书报》竟然已经办了20年了！那么，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我一期不落地读该报，就也有20年了；而作为一个不是太积极的作者，自己为该报投稿也竟近20年了！ 

    我这个人，在报上发表文章其实不算多。以前自己在各种报上发的文章，有通过朋友的关系寄去的，有认识了报社的编辑后投的稿，还有少许是报社的约稿；当然，一位编辑也不认识，自己找报社地址贸然寄去而获得发表的也有。不过，以我的经验，一个没有什么名气和关系的作者的“自发来稿”，即使写得很好，也是不易见报的。但发表拙文（特别是篇幅较长的拙文）较多的《中华读书报》，我就是在不认识编辑的情况下寄稿去的。因此，我一直对它心存感激。

    有好几次，我看到朋友（有的是我的学生）写的文章不错，就会建议寄给《中华读书报》，后来也大多发表了。也有朋友在投稿前希望我帮他写点“推荐”，我就说只管寄去吧，该报是很公开、公平的，我自己也是没人介绍而投稿的。一次，有一位朋友非得要我写，我就说，那你就在信上写是我推荐的好了，后来文章见报，他很高兴，还真以为是我的“面子”起了作用，哪知道，我到现在为止也没见过那位编辑的面呢。

    记得20年前，国内发行的专门的“读书报”大多停刊了，只有上海还有孤零零的一份。而《中华读书报》却以全国性、多版面、大报型横空出世，真令我辈读书人惊喜！它很快打开局面，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它的“书卷气”“学术性”也得到学界的重视，我在国外的大学里也惊喜地看到过这份报纸。

    一张报纸，如果光搞小圈子，只用“关系稿”，仅发编者偏爱的东西，弄得所谓“同人报”似的，就没什么看头了。我见一些港台报纸的副刊，划了固定的框子，每次都是那几个人写，现在内地也有报纸学这样的做法，令人倒胃口。而《中华读书报》深受读书人的喜欢，就是因为它采稿比较公开、公平，不“势利眼”，不注重“关系”和“名气”，因此就比较好看。另外，立场上比较坚定和公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后一方面，我更有切身体会，可以讲几个故事。

    约16年前，我见过一本《爱国主义教育大辞典》，书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不错的；可是在宋末元初“爱国名人”中，除了文天祥外，像郑思肖、谢枋得、谢翱等人均未入选，这倒也罢了，却偏偏入选了赵孟頫。赵某乃宋朝王孙，却投降异族统治者而为官，又“承旨”为元帝作画，缺乏民族气节。而且辞典中也提到这些。难道，这也算是“爱国”？我知道，历代谴责、讽刺赵某的诗文不知有多少，如明清之际的董说，本是赵某的同乡后辈，但痛斥他：“宋室苗裔，进退无度。以翰墨役胡元，青山红树，负议天下……诗辞虽婉，无补惭疚！”清初韩骐《题赵承旨画》诗云：“花花叶叶意交融，露侧风欹自化工；谁道遗民作《心史》，也将余墨写幽丛。”就是将郑思肖与赵某作鲜明对照的。然而号称“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辞典，却偏偏弃郑、谢而取赵，实在太令人不解了！我当时就此事发了一篇小文，不料上海某报又登一篇“诧读”拙文之文，说我“否认赵公是爱国名人”令他“骨鲠在喉”般“不快”，咄咄逼人地叱问：赵某“能爱得了当时由权相史弥远执政的那个‘黑暗的国家’吗?”还说宋末“政治黑暗腐败”，“定要赵去死抱传统观念”，“那样的‘爱国’岂不可悲可笑吗?”且不论该文的历史知识如何（如赵某生时史弥远已死20多年），只要“政治黑暗腐败”就“岂能去爱那样的‘国’”的话，那我国历史上长期“政治黑暗腐败”，所有的爱国英雄岂不都成“可悲可笑”？这样一来，当然只有那种对异族统治者屈膝称臣的人才算“爱国名人”了。对此高论我也想“争鸣”一下，可是写好文章寄去，该报却拒发，令我愤愤不平。而就在此时，《中华读书报》上却就此问题连发了李牧、李文举两篇文章，仗义执言，体现了公道自在！

    近6年前，上海拍卖行出现伪造鲁迅题字的书，而沪上某报又发表了某文化名人“义务”为此假货大肆吹嘘的文字。我写了辨伪文章寄给该报，连那位名流的名字都没提，但该报坚决拒载。无奈之下转寄《中华读书报》，终于见报。虽然我因此竟“得罪”了沪上某报，但那本所谓鲁迅题字的书假拍以后，至今未敢再露脸。

    再说一件近事，去年10月上海某报发了一篇《琐忆祖父周越然》，无中生有地说郑振铎曾用不正当手段胁迫周越然“捐书”。我立即写了一篇根据确凿事实的指谬文章寄去，但等了４个月也未得理睬。于是又只好再寄《中华读书报》而刊出，总算为郑先生雪诬。而更妙的是，同一期《中华读书报》上，我还见到一篇《民国藏书家周越然的几则轶事》，其中指出上海某报那篇《琐忆》说周某在日本侵华期间参加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被日本兵“绑架”去的，是一种可笑的“电影里表演的”假情节。

    世间幸有《中华读书报》！公开、公平、公正——这些话语，好像不只是对政治的要求，办报也是同样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