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庸常，超越俗谛，超越功利

    据统计，2012年中国共出版41.4万种图书，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出版大国，而马里1995年总共才出版14本。据调查，2012年，18岁至70岁中国国民每人平均阅读图书4.39本，北欧平均每人读24本书，韩国11本，日本40本，俄罗斯55本、美国50本，而以色列则高达64本。这些数字是很有趣的。显然在马里要成为名作家是很容易的事，每位出书的人都是名作家。现在我们可以很好理解，为何在后人看来，早年的某些作家其著作的量和质与他的名气那么不匹配。从平均每人每年的阅读量看，我们绝不能算读书大国。我们这个出版大国出的很多书实际上是从来没几人阅读的。

    好书总是稀罕的，就小说而言，我们在百年内就没有出现过像托尔斯泰作品那么伟大的小说。30年前，一位国际力学界权威告诉我，他主编的杂志有许多文章可能只有两个人读过，一是作者本人，二是审稿人。但作为学术积累，这还是有价值的。但我们的阅读量和出版量的差异这么大，那为何还要出这么多书呢？关键在于，许多书的功能不在于传播知识，甚至不在于传播信息，而在于别的奇妙的我们平凡头脑无法理解的缘由。这些我就不必多说了。实际上没有一家图书馆有空间去容纳这么多的书。当代产能过剩的现象也很不幸地蔓延到了中国的书界。过量出版的最主要结果是将好书被淹没在平庸的同质的书海之中。从书海中甄别好书就应是《中华读书报》的最重要使命了。其实读书报能关注的图书也不过每年千种左右，大约是总量的千分之一，被它关注已经很不容易了。读书报的朋友们默默地耕耘了这么多年，为读者节省了多少宝贵的光阴！不知不觉，《中华读书报》走过了20年的历程。我从1998年开始在这份报纸发文，那纯粹是一种缘分，毕竟中文报纸有上千种。我并不了解国内报纸的江湖，也无意去追逐具有影响力的媒体。1996年夏天我到罗马东南郊的梵蒂冈天文台进行研究一年。我顺便抽空去意大利和希腊游历，并应霍金的邀请在1997年复活节到剑桥访问。在此前后我还受邀去波兰的克拉科夫访问哥白尼的母校雅各隆大学，以及到日本的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讲学。我把这些经验写成短文，一年多后交给《中华读书报》，他们立即发表。也许那时到这些地方游历的国人不多。我专程造访了拜伦去世的米索朗基，迄今还没听到何人去过。徐志摩写过一篇怀念拜伦在米索朗基业绩的文字，但他并未亲历该地。拜伦在但丁之后500年拜谒拉文纳的但丁墓，当我来到但丁墓时，似乎对我而言，但丁和拜伦同样悠远，其实此时离拜伦的拉文纳时期还不到200年。我在海外游学35年，类似的经历还有许多，这些比我的专业经历远为珍贵，因为我在无意中寻求和古人之间灵魂的相契，也许是因为这个世界太寂寞了。而读书报发表的正是我最早的这类随笔。信件来来往往，大家渐渐就熟悉了。这些文章主要由王洪波先生处理。编辑们不熟悉我的文字风格，王洪波后来告诉我，他以为我是海外成长的作者。此后读书报用大量篇幅发表了我关于霍金2002年和2006年访华的长文（《霍金的杭州七日》和《霍金的北京七日》），为历史留下纪录。这么多年来，编辑几乎从未改动过我的文字，也从未强加于人，不像有些媒体，文字被修剪的像西式花园那么规矩和无趣，似乎非要有微言大义不可。我自知已经赶不上现在文字江湖的潮流，很少阅读现代的中文平面出版物，所以文字中没有任何现代的气息，更没有时髦词汇，也因此避免了接触污染的文字。好在这份报纸总是容忍我，也无嫌弃的意思。编辑朋友对我反复改稿绝无厌烦的表示。但愿读者能从我的小文中得到一些有用或有趣的信息。读书报不是一家大报，巨大使命是其他大媒体的主旨，但愿它能继续超越庸常，超越俗谛，超越功利。我也不期望编辑永远不会走眼，把一些劣品看成精品，这些都是难免的。但愿人们还能在读书界保留这块相对干净的小园地，20年的悠长岁月能坚持这一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