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瑶文集》的编辑

    5月14日《中华读书报》“家园”版载谢泳《<王瑶文集>出版旧事一则》，所说《文集》编辑与事实不符，我只在出版上做了些事。这一点，必须说明。

    王瑶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前辈学者。我听说王瑶之名，是在17岁前后。1951年我在中学读书，课本上有鲁迅的《读书杂谈》，说要读作家的书，最好先读文学史，弄清各个作家的地位和代表作品。这话我深深记住了。1952年春天上初中二年级第二学期时，不幸患病，属于脑膜炎之类，几乎死掉，只得退学。后被一个外地来的大夫治好，在本地当了教师。这时候王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已经出版，当地买不到，我给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写信，邮购回来。下卷出版，同样是邮购而得。我那时买了许多文学书，都是邮购的。王先生这部书是我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知识的基本来源。他有关中古文学的三本书出版后，我也都及时买到，那时我已到了太原。1956年，我在太原市教师进修学校(今太原教育学院)教书。这年后半年，王先生因公来太原(好像是视察什么)，太原市教育局开了一次座谈会，以我们学校为主，另外请了太原市一些中学的有名语文教师参加，共十几个人，我是年级最小的。记得王先生白白的脸，说话幽默，地道的平遥话，听着亲切。当时讲了些什么，早已忘记。1981年纪念鲁迅逝世一百周年，我那时在《山西文学》编理论稿件，拟了四个题目分头找人写，其中《鲁迅与山西》，想请王先生写，我把信寄到黄修己先生那里——因为研究赵树理，我跟黄先生已是熟人——请他转交。很快收到王先生的回信，并且按时寄来了稿件。1982年我负责筹备赵树理学术讨论会，请王先生和贾植芳等多位学者参加，相处十多天。以后赴北京，几次往王府拜访。

    80年代后期，我主办《批评家》，搞了五年，1989年底停刊，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停刊词。就在同一时候，传来了王先生不幸病故的消息，可真算祸不单行。我们送了挽联。以后，《批评家》的另外四个人，包括谢泳在内，分别安排到其他处室，我成了孤魂野鬼，没有公事可干，便把全副精力用在个人写书或读书上。为王先生编文集，不是出于我的动议，北京大学中文系有那么多学者，先生培养了那么多高足，我跟先生没有师生之谊，这件事轮不到我考虑。记不清具体时间，90年代中期吧，一次，王得厚和吴福辉两位先生来太原找我，商量为王先生出版文集事，主要是筹集资金。我本人写了许多书无法出版，我从不找人，但为王先生出书，我极愿效力。这事就定了，以后由北京的同志负责编辑，我只管跟出版社和有关单位以及王先生的故乡平遥方面联系。当时山西作家协会有一个会议组织成员去五台山，我鼓捣王、吴二位跟着游览了一番。

    编辑《王瑶文集》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主要由钱理群先生跟我联系，如何编，编到什么程度，何时交稿，等等，都是钱理群先生通知我的。吴福辉等人也有信给我。这里筹款情况，我也及时告知北京的朋友。由于我不上班，这事我很少跟人说，人们都不知道“内幕”。谢泳文章说“董先生想到编王瑶文集……董先生编好《王瑶文集》后……”是不符合事实的，但不能怨他。

    谢泳说那次找孙庚午，是真实的。孙庚午是我万荣老乡，50年代初都在县里教书，他大我七八岁。孙后来转入政界。正当我为筹措出版经费着急的时候，听说他是榆次市长，便去找了他，正如谢泳所说，他立即给平遥县的领导打了电话，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去年在一次聚会中见到孙先生，还曾说到这事。我先后去平遥几次，都是一个人，最后一次是出版社派了一个人跟我去办手续。那个时候，平遥古城墙的旅游资源还没有开发，平遥县的财政收入微薄，县的领导确实有为难处。后来编辑人员名单中有刘高明，即为平遥县长。孙庚午也名列其中。他们二人对出版《王瑶文集》是有功的。

    今年5月9日是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那一天在太原开了纪念大会，北京大学的陈平原、高远东以及最初跟我商量出版文集的王德后等几位朋友都来了，相见甚欢。王瑶先生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他也是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较好的一位前辈学者。他的生日在五四之后，似乎象征着他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密切关系。再过几年，就是五四运动的一百周年。我在简短发言中，着重说了王瑶先生坚持人格独立、我手写我口、从不人云亦云和敢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精神。现在纪念王瑶，不仅要弘扬他的学术成就，更应该使王先生所体现的五四精神得以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