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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5月14日 星期三

    清正 高效 创新

    ——《中华读书报》印象记

    龚延明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5月14日   03 版)

        《中华读书报》20岁了!

        20岁的《中华读书报》,如同一个人茁壮成长到20岁,正处于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充满希望的时期。她给读者带来的是青春的气息,让读者看到的是豪迈的步伐,为读者传递的是中国图书界和知识分子历史的记忆、现存的生态、未来发展的憧憬和理想。

        在林立于大江南北的众多纸质媒体中,论资历,《中华读书报》并非老大哥,然而却以清正高雅、向读书人传递正能量的的办报宗旨,高效处理来稿、编发稿件的使命感、责任感,不拘一格用稿的创新精神,与融古今中外新老图书知识于一炉、为读者高树引领健康向上阅读的风向标,日益显示出其高雅的读书人报的特色,以欣欣向荣的姿态屹立于媒体之林。

        我热爱《中华读书报》。我是《中华读书报》长期订户,是《中华读书报》的忠实读者。在当下媒体纷繁、信息爆炸的时代,我可以放下很多很多,但我每周必读的一张报纸就是《中华读书报》。为什么?因为她给予了我个人读本本所不可能获得的新知和时代前沿的图书信息。

        武秀成、王继如《新版〈史记〉审查报告》,使我认识了修订本《史记》更上一层楼的意义所在;朱学文口述《侯外庐先生的晚年思绪》,使我窥见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出身的大学者毁家抒难追求真理、客观平和评判有争议学者的爱国情怀和宽广胸襟;汤一介、乐黛云的《弥补精英历史与大众历史断裂的创举》,使我感受到老一辈学者对“戏说历史”的担忧与历史学家深入浅出普及历史的关注;广西师大出版社何林夏的《没有好书,出版富贵有何意义》一文,所折射的学者型出版家不沉迷于盈利、而担当“开启民智,传承文明”的精神追求,令我感动;(美)狄百瑞的《我们为什么读〈论语〉》的文章,使我们得以触摸海外学者关注异民族文化大师的视角舒晋瑜《新媒体时代“人文精神”缺失引发学界关注》的报道,使我了解了我们时代面临的知识结构的嬗变对人文精神重建的影响……等等,《中华读书报》所提供的诸如此类佳文美文,触目皆是,枚不胜举。这正是《中华读书报》风清气正、气质高雅、发大时代如何阅读强音之特色所在。

        我又是《中华读书报》的作者。从作者和编辑交往的角度,我感受最深切处,有二。

        其一,是《中华读书报》编辑的高效率处理稿件的工作作风。

        2011年3月23日,《中华读书报》(第834期)“国学”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策勋十二转”新解》的文章,提出《木兰诗》中“策勋十二转”并非唐制,并认为以《唐六典》、新旧《唐书》所记载的唐代勋制来解释“策勋十二转”是把人们引进“死胡同”,从而摇撼中国文学史研究者认为《木兰诗》“经唐代文人润色加工”的结论。此事非同小可。因为这不是纯学术争论的问题,是关乎对制度史的认知的知识性问题。一旦无视历史事实,而凭主观臆造解读古代文学作品以标新立异之风一开,将会影响正常健康的学术研究。于是我坐不住了。我是25日才看到《中华读书报》的,当晚即动笔写了一篇长达近五千字的《〈木兰诗〉与唐代勋级制度》一文。写好后,立即用电传发给该报王玮总编辑。意想不到的是,3月30日一期《中华读书报》(第835期)就在“国学”专版上刊发了。而且以头版头条刊登了《〈木兰诗〉与唐代勋级制度》的导读,十分醒目。这说明对我的拙文非常重视,其编发速度之快,令我惊讶!编辑部从26日接到投稿,经审读、编审、发稿、编排,到30日出版,这真是高效率。要想到,“国学”版手头积下多少稿子,如此优先处理,为拙文大开绿灯,体现了《中华读书报》处理稿件轻重缓急的把握,对牵涉学术史具有公认度结论翻案与反翻案争论文章时效性的高度重视。

        其二,是《中华读书报》不拘一格用稿的创新精神。这些年来,我在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之余,同时撰写一套历史普及读物《诗说中国史》(共九卷),已出版《诗说先秦史》、《诗说秦汉史》、《诗说三国史》、《诗说两宋史》。为了解读者对我这种创新通史写作体例的看法,我试着向《中华读书报》“国学”专版投了一篇“诗说汉代经学”。汉代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可谓是经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用散文表述也不是那么简单。而我尝试用五言诗言简意赅地予以高度凝缩与概括,用了132行五言诗完成了“诗说汉代经学”这一问题的表述。其可读性与知识性到底如何?学界会认可吗?这就是我投稿的出发点。我也知道,“国学”版从来没有刊登过用韵文写中国哲学史文章的先例,因此心存希望的可能性不大。稿是投了,我始终怀着惴惴不安之心,等待红娟编辑的答复。使我喜出望外的是,在2013年9月4日《中华读书报》“国学”版,赫然看到“诗说汉代经学”的标题,这篇稿子居然发表了。我感慨万千。《中华读书报》打破惯例,不拘一格起用“诗说”历史的稿件,其背后必然有一种创新精神在支撑着。文章质量不在散文还是韵文之形式,讲求其所表述的命题的科学性内容。我遇到了独具慧眼的编辑,这是我的幸运;当然,给读者也带来了一种新颖的富于生气的阅读文本。此诗发表后,有学术界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写得好,把汉代经学古、今文两个流派之脉络表述得一清二楚,一读就能明白。这给我以很大鼓励,也增强了我要把《诗说中国史》一写到底的决心。

        值此《中华读书报》20岁华诞之际,我写下了上述简短的文字,谨以表达我对《中华读书报》热爱之情和感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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