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时代与弱小的个人

    1997年，我写出自己关于沈从文的第一篇文章，《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2013年，完成了《沈从文的后半生》书稿，想起这篇文章，才恍然明白，原来16年以前，就有了这样一个胚胎；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它终于长成了。

    我是从1985年开始读沈从文的，读了好几年，只是觉得好，并没有深切的体会。好像是要等待一个机缘，机缘不到，什么也不会发生。幸运的是，这个机缘等来了。1992年，我在《收获》杂志上读到沈从文的家属整理发表的《湘行书简》——沈从文1934年从北平返回家乡，在湘西的一条河流上给张兆和写的一封接一封的长信——我的感受无从言表，心里却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和这个作家建立起了一种关系。这些尘封的书信带给我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又说不出明白的到底是什么。沈从文在这条河流上经历了一次“彻悟”，我一时不能完全领会他的“彻悟”，但他1月18日下午写下的那段文字，真正开启了我理解的空间。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遇到这段文字，我就可能走不进沈从文的世界。

    此后陆续见到沈从文生前未曾公开的文字，促成了我关于沈从文的第一篇论文；但到那时为止的材料，还不足以写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2002年底，《沈从文全集》出版，32卷，1000多万字，其中400万字生前没有发表过，这400万字中的大部分又是1949年以来所写的——读完这些，我产生出明确而强烈的写沈从文后半生的冲动，并开始着手准备。

    200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设置“原典精读”系列课程，并催促任课教师撰写讲义教材。2005年寒假我写完《沈从文精读》一书之后，想一鼓作气完成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但只写了万把字，就不能再继续下去，因为前面的书稿赶得急，没日没夜对着电脑，眼睛出了问题。这样就不得不拖延下来。一拖就是好多年，简直快要拖出心病来。2012年秋天，我重新开始，排除了其他事的打扰，一心做这一件事，转年夏天就完稿了。

    我想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半生的经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难史，虽然这已经足以让人感慨万千了；我希望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如果还没有取消的话。不过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我写过一篇《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讨论这个问题。文章结束时候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不仅对个体生命更有价值，而且对社会、时代更有意义，却也不只是社会、时代单方面所能决定的，虽然在二十世纪中国，这个方面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不过，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沈从文的后半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