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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5月14日 星期三

    《剑桥日本史》译后记

    王翔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5月14日   18 版)

        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大概是最早记述和研究日本的国家,古往今来,有关日本的著作可谓洋洋洒洒,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又有人提出了“创建中国的日本史学派”,“成为研究日本史的强国”的远大目标,可直到新世纪来临,一般知识界对我国日本史研究现状的评价是怎样的呢?

        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没有日本史泰斗?》的文章,批评说:

        我很赞同该多了解日本,但如何了解呢?了解一个国家就要知道它的过去,但除了戴季陶、周作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等有关日本的著作,鲜有当代国人研撰的雅俗共赏的精品。为什么日本能出现白鸟库吉、内藤湖南、宫崎市定那样的汉学大师,而中国却鲜有驰誉中外的日本学泰斗?难道我们就只能通过读几本故人的旧作,看几部热播的日剧,去了解一个有着深厚底蕴且不断变化的国家?那样的话,我们永远只能知道“邻居”的电器和樱花,而不清楚“邻居”到底是什么人。

        两年以后,2009年7月30日,《南方周末》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外国史研究有问题,中国的中国史研究也有问题》的文章,作者写道:

        中国一所颇有名望的大学,出版了一部颇被看好的《日本史》,我请东京大学一位研究中国的教授来发表其个人的评价。由于是熟人,他也没有办法回避,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才说,相当于日本中小学教材的水平。如果真能达到日本中小学教材的水平,我还可以认为不错,因为中小学教材要求提供最可靠的知识,但这位教授有一句话,让我感到背后发冷,“他们缺乏研究”。这是他比较了日本对本国的研究和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而言的。

        看来,国内的日本史研究著作的普及性和公信度,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看作为公众和知识界对于日本史研究的一种迫切期待。

        症结何在呢?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的其他国别史研究一样,史料依然是制约研究的“瓶颈”。他强调:“世界史学者必须首先是一个造诣高深的翻译家。”这确是点到了问题的要害之所在。不在系统的日本史史料建设上下功夫,不在日本史研究的高水平著作的译介上用气力,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要想深化是难以想象的。

        本书的翻译,就是为了达此目标而贡献绵薄之力的一个小心尝试。剑桥日本史作为检验国际日本史研究水准的一项工程,是建立在当代世界日本史研究成果的坚实基础之上的。自从其编纂出版以来,一直被视为国际日本史研究领域的标杆,备受关注和好评。这部多卷本日本史著作的主要目标,虽然是优先考虑英语读者的需要而提供一部尽可能完备的关于日本历史的记录,但对其他语言、特别是中文读者来说,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说是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在此基础之上,中国的日本史学工作者或可使自己的研究事业得到有效的推进。

        然而,史料建设和名著翻译,又谈何容易!早在一百多年前,王国维就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痛斥:

        今之译者(指译日本书籍者),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无一二焉;其有国文之素养者,十无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者,以余见闻之狭,殆未见其人也。彼等之著译,但以罔一时之利耳;传知识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漏庞杂佶屈而不可读……

        虽然自信王国维提出的三项条件自己多少还是具备了的,也自诩以我认真而严谨的办事态度,有助于这部中译本达到了自感还过得去的水准,但心中仍有几分惴惴不安,因为困难是明摆着的:《剑桥日本史》第五卷涉及19世纪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这又是日本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变的一个百年,五花八门的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对外关系、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有许多我也不很熟悉。可正是这些对我来说的新东西,使我译介此书的兴趣日浓。不了解的地方就查资料,各类参考书,包括百科全书类、专科辞典类、有关的研究专著、论文和通史性质的著述,等等,一批又换一批,始终陪伴在床头案首。完稿之后,深感受益良多,真切地体会到为什么有人说“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一个颇费踌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书中引用的日本历史文献,即究竟是将书中引用的日本文献直接按英文的意思翻译过来,还是代之以被引用的文献原文。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能够找到日本文献原文的,以原文替代;实在找不到原文的,只能径直从英文译出。读者或许会发现,在有些时候,译文的意思与日本文献原文的意思未必完全吻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一是英文引文有时是从长篇大论的文章(甚至从不同的文章)中摘取相距甚远的句子、中间加以省略号而成的,此处的翻译只能就事论事,勉为其难;二是英文引文本身就不十分准确,以致在迻译成中文时产生了二度失真,比如说其中的几首日本俳句,译作之笨拙,大概会令读者捧腹,尚祈诸君鉴谅。

        最后,我想引用《剑桥日本史》全书总序的一段话作为“译后记”的结语:

        我们这个世界需要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入地认识日本,这将继续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日本的历史属于世界,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具有认知的权利和必要性,同时也因为这是一个充满兴味的研究领域。

        《剑桥日本史》第5卷,[美]马里乌斯·B.詹森编,王翔译,浙江大学出版社4月,1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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