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逢《中华读书报》华诞,不禁引发我回忆起同她近20年相交之情。1995年5月,我策划出版的《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中译本公开发行。《中华读书报》的赵武平,先是采访我,接着参加了译林社在北京举办的“《尤利西斯》与乔伊斯国际研讨会”。随后报纸又以整版篇幅,报道了《<尤利西斯>南北大战》,由此开启了我与《中华读书报》的交往。报纸各个版面,我几乎都有朋友,文字内外都充满友情。所谓“文字内”,是指稿件来往;“文字外”,则是指稿件以外的合作。
先说“文字内”。我退休后空闲时间多了,常写些小文章,分别投给南京、上海、北京几家报纸。起初难免常遭退稿,往后练笔多了,采用率逐渐提高,而交往最多的就是《中华读书报》。这些年,被采用的稿件近百篇,几次上过头版头条,还出现过一期不止用一篇。这不仅因为我从每期必看《中华读书报》中,更多了解了办报风格和用稿要求,更因为我同报社记者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互信:删改稿件先沟通,编辑退稿我理解,重要选题互配合。
仅举“哈利·波特”译者马爱农向法院起诉被抄袭之事为例。我先是给记者韩晓东发去一篇评论稿,文末附有多名翻译家表示支持的联署。他觉得这事有扩大影响的价值,提议发表我的文章同时,另写一篇众多翻译家声援马爱农维权的新闻,登头版头条。我完全赞成。于是,他向总编报告,赶写新闻,我则遍向全国译界名家,逐个征集联署。这期间我与晓东多次联系,商议充实头条新闻的内容。不到两天之内,百名翻译家联署声援马爱农维权的新闻,就在《中华读书报》头版头条见报了,我的文章同时也登了,此事读者的反响极好。我与记者陈香、丁杨,也有过类似的配合。这些都是令人愉快的回忆。
再说“文字外”。我在协助《中华读书报》“时评版”组稿时,曾策划或参与组织了“缩写名著是非谈”、“为书籍装帧把脉”、“透视劣质翻译症结”、“呼唤出版经纪人”等4项专题讨论。这些专题,从选题、组稿、改稿,都由我做好后发给报社送审,成功率很高,可见双方互信与协作之良好。特别要提一下,从2005年2月16日至8月3日,我帮助《中华读书报》开设了“开放的翻译家人物谱”和“外国现代派文学流派走廊”两个专栏,先后介绍了十位文学翻译家和十种外国现代派文学流派或文学现象,使读者有重点地回顾了对外开放以后我国文学翻译界走过的道路,并由此在译界产生了“开放的翻译家”这一概念,多所高校把这两个专栏文章,纳入翻译教学的参照内容。这项工作,报社放手让我做,我也确实花了不少精力。可以说,报社、读者和我三方都觉满意。
在我负责中国版协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后称委员会)工作期间,还曾以“外研会”的名义,与《中华读书报》联合举办过下列活动:
——2004年在清西陵合办“出版选题与决策研讨会”,邀请邬书林、杨德炎、管士光、张胜友、赵斌、许超、金丽红等人到会主讲,随后报
纸做了报道。
——2007年在杭州会同浙江工商大学,共同合办“数字化时代出版研讨会”,邀请宋木文、谢宏、赵斌、潘凯雄、陈海燕、周百义、贺圣遂、张志强等人主讲,庄建、孙月沐二人,则到会就数字化转型时期媒体的发展做了专题发言。
——2006年经我引荐,《中华读书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在京的唯一媒体援办单位,总编庄建并受邀前往香港,出席了这项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及文学讲座。
此外,2006年,《中华读书报》作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北京主办“李景端出版理念与新书讨论会”的联办单位。到会的有乔晓阳、谢宏、沈仁干、张小影、杨德炎、管士光、马国仓、陈海燕、尹承东、白烨、文洁若、杨慧林等多人,并以整版篇幅报道了讨论会各人的发言。对报社如此的关怀,我内心由衷感激。
我是出版人,也是读书人。读书人爱读《中华读书报》,这无需多说。但我对《中华读书报》,除了爱读,还有感谢,更乐意为她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