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搞古籍整理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不但要坐长期的冷板凳，过像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而且出成果的时间一般比较长，因此，很多人不愿搞古籍整理。但也有一些学者，潜行研究，不计名利，尹占华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默默耕耘的学者，将这部份量厚重的《柳宗元集校注》完成，这是其继《王建诗集校注》、《张祜诗集校注》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古籍整理作品。该书三百余万字，分十册出版，煌煌巨著，炳耀学林，堪称柳宗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此书体例完备，以“校记”、“解题”、“注释”、“集评”设置。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是资料完备，搜罗宏富。《柳宗元集校注》详细搜集了柳宗元集的文献资料，包括大量难得一见的评论资料。前人如宋代孙汝听、童宗说、韩醇等，清代何焯、陈景云等，当代章士钊、吴文治、卞孝萱等人对柳集的整理研究成果，包括校勘、系年、解题以及典故、词语的注释、字词的音释等，都尽数采入；所有前人的解说与明清人的点勘成果也一并收入。如有歧说或误解，则以按语的形式给出自己的解释。前人关于柳宗元作品的所有评述及解说资料也收集齐全。附录又附载了柳宗元研究资料、柳宗元年表等。这样一来，为柳宗元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省去了翻检之劳。

    该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底本可靠，校勘精严。柳宗元集版本众多，究竟选择哪个本子作为校勘的底本，至关重要。尹先生调查了有关《柳宗元集》的各个版本，分析了重要版本的特色与优劣，最后选择以宋蜀刻《新刊增广百家详補注唐柳先生文》为底本（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柳宗元集》亦以此为底本）。在具体的校勘中，参校不同刊本，罗列异同，厘正错误，同时还校正了各家注文。

    第三，考证认真，注释精到。作品注释的最高境界，是尽可能追寻作家的原意。对于柳宗元诗文而言，宋代就有注释本，如孙汝听《柳集全解》、文谠《柳集补注》、童宗说《柳文音释》、张敦颐《柳文音变》、韩醇《柳文诂训》等单行本，后来又有各种综合本。总体而言，这些注解不乏真知灼见，对理解原作品有很大帮助，但也有不少纰漏或错误。对于前人注释存在的问题，《柳宗元集校注》以按语的形式添加补注或新注。如卷十九《龙马图赞》之“鬣”，韩醇《柳文诂训》只作了音释，《柳宗元集校注》则补充了注释，认为肉鬣即肉鬃，“鬃”或作“鬉”。马颈上有一片肉，上生鬃毛，倒披一旁，称肉鬃。并引杜甫《骢马行》“隅目青荧夹镜悬，肉鬃碨礧连钱动”作为旁证。又如卷二十二《送澥序》，韩醇《柳文诂训》认为此序作于永州，而新注引用《太平广记》中的有关材料，考定此序元和十四年作于柳州，从而纠正了韩说之误。

    对于柳宗元诗文中的地理，旧注多忽略之，新注多有贡献。如卷四二《奉和杨尚书郴州追和故李中书夏日登北楼十韵之作依本诗韵次用》“游鳞出陷浦，唳鹤绕仙岑”，后一句“仙岑”陈景云《柳集点勘》补充注释，然前一句“陷浦”却疑有误字，新注引《明一统志》卷六六郴州：“陷浦，在州城北二十里，一名陷池。相传昔有万氏居此，一旦雷雨，全家皆陷，故名。”给出了圆满的注释。再如卷四一《祭外甥崔骈文》之“念与汝别，桓公之台”，桓公台各本无注，章士钊《柳文指要》以为在今山东省，新注从张说《游陇山静胜寺》：“每上襄阳楼，遥望龙山树。……南识桓山台，北望先贤墓。”考出桓公台在江陵，无疑是正确的。

    《柳宗元集校注》是一部精心打造出来的精品，据笔者亲见，校稿堆满了一张大床，反复校核达三次之多。这样打磨出来的成果，无论从版本的选择，还是作品的校勘、注释、集评方面看，都值得称道。

    在这喧嚣热闹的世界里，尹先生坚守自己的学术信仰，坐冷板凳，做真学问，将《柳宗元集校注》完成。翻阅此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本古籍整理著作，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精神，一种治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