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第一专业的传记研究刊物

    1978年，美国著名传记家里翁·艾德尔（Leon Edel）在夏威夷大学创办了《传记：跨文化季刊》杂志，开启了传记研究的新时代。在这之后的30多年间，传记成为文化领域的一个巨大门类，传记研究也日渐兴盛，但遗憾的是，专业性的理论刊物寥寥无几，相关文章只能发表在文学、历史或文化类的刊物中，空间非常狭小，这限制了传记研究的发展。可喜的是，2013年秋，《现代传记研究》集刊由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创立出版，这是国内第一个专业的传记研究刊物，而且其中收录中英两种文字的论文，它改变了中国大陆没有传记研究专刊的状况，也为世界传记研究者提供了新的交流和对话的空间，意义非常。

    从学术角度看，《现代传记研究》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研究的前沿性。编者旗帜鲜明地标举“传记”这一文类的独特性，虽承认其具有“文学性”和“历史性”，但特别强调的是它文类的独立地位，与文学和历史都相区别，因此使用的是“传记”而非“传记文学”这一国内学界的通用术语，相应地，“写作”而非“创作”则被用来指称传记形成的过程。这种理念符合世界传记研究的趋向，构成了研究的基本前提。在范畴上，它使用了现在国际通用的大传记（life writing）概念，包含传统的他传、自传、回忆录、书信、日记、游记，以及新兴的口述历史、图像传记等，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值得说明的是，刊物名称中的“现代”一词并非时间概念，也就是说，研究对象并不限于现代时期。它主要是指研究理念的现代性，即运用多种现代方法和学理来梳理、解释和阐明各种传记现象与理论问题，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做到与时俱进。《我们向司马迁学习什么——〈史记〉传记方法的现代意义》一篇就是很好的证明。作者针对当下中国传记存在的问题，提出当下的中国传记家应当学习司马迁的方法，文中还引述了欧美学者关于司马迁的一些评论，也应得到中国《史记》研究者的注意。刊物中还有几篇文章带有明显的“比较传记”研究的色彩，这是值得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新领域，大有开拓的空间。

    其次是充分的开放性和国际化。20世纪后期以来，传记研究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视域，呈现为全球性的研究热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的努力与成就有目共睹，在研究理路、方法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水平。为了更有效、更充分地与国际学者交流，刊物聘请了23位国内外学者担任学术委员，多是国际一流学者。如著名的《毛泽东传》的作者、哈佛大学的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夏威夷大学《传记》的现任主编克莱格·W·豪斯(Craig W.Howes)，《传记百科全书》的主编玛格丽塔·乔丽(Margaretta Jolly)等。同为学术委员的当代最知名自传研究专家、法国学者菲利普·勒热讷(Phillippe Lejeune)则为刊物贡献了专稿，清晰地阐明了他自传研究的学术路径和基本理念。可以看到，在同各种质疑自传的批评声音的对话和争辩中，他一方面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自传契约”理论，另一方面则坚守自传真实的底线，特别表现在他和他的团队对“日记”这一最具原创性、真实性的自传形式的大量收集、阅读和持续研究中。这一研究趋向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特别是在面对“质疑真实、颠覆主体、消解传记”的各色后现代“虚无主义”思潮的冲击时，有助于我们穿透层层“迷瘴”，认清传记的本性，坚定研究的信念。

    内容的多元化和及时性是刊物的又一特点。作为研究性刊物，对传记理论的探索和建构是必不可少的，也必须具备学术的敏感。书中关于自传的“微观政治”特性的探讨，关于口述史中讲述者的人格呈现问题的分析等，都是具有开拓性的论题，值得拓展和深入。传记文本的细读、考辨和评析则是具体的批评实践，包含着对传记理论的验证和发展，开辟了又一种研究空间，这一领域本刊也多有佳作，如英国学者Xiaoning Lu研究两种有关老舍在英国的传记，发现了其中“边缘视角”的叙事方法，其解读细腻而独特。其他如关于欧洲第一部蒋介石传记、王鼎钧回忆录、《明史·王守仁传》、米歇尔·莱里斯的《非洲幽灵》等的具体分析，都各擅胜场，启发良多。当然，传记是最具现实性的大众化文类，因此写作实践与理论批评同样重要。为此刊物设立了专栏，评介不久前获得中国第四届优秀传记奖的获奖作品。传记家张胜就其获奖作品《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接受了访谈，发表了写作中的独特感受与经验，特别是“主体性”与“对话性”理念，就颇值得传记写作者认真借鉴。以上各类文章涉猎广泛，角度各异，共同构筑了研究的多重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