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粉丝”与读书报的几个故事

    处女作

    1997年秋，我考入上海师范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开始走上学术道路，并在学校的阅览室中第一次读到了《中华读书报》。不久，一位老师推荐我阅读清华大学蓝棣之教授新出版的著作《现代文学症候式分析》，我读后很有启发，于是就结合王瑶先生曾经大力倡导的“清华学派”的治学特点写了一篇题为《对“清华学派”“释古”传统的继承和超越》的书评投给《中华读书报》。这篇文章也是我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后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当然不免幼稚，没有想到很快就在《中华读书报》的“文史”版以《“新清华文丛”：展示“清华学派”的复兴》为题刊登出来。“文史”版的编辑徐晋如老师还特地打电话到我的宿舍，告知该文发表后引起了较好的反响，并鼓励我多向读书报投稿。我很受鼓舞，陆续又给读书报投了几篇书评，但是只有给孙玉石教授新出版的《中国解诗学》一书所写的书评刊登出来。记得徐晋如编辑在该文发表后再次来电说：这篇没有那篇好！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莽撞和学识的浅陋，虽然我购买并阅读了钱理群、赵园、陈平原等教授新出版的图书，但我从此决定不再斗胆为前辈师长的著作写书评了。

    我那时开始给《大学生》杂志写一些介绍著名学者治学经历的稿子，采访过王元化、贾植芳等先生，但在我的心目中《中华读书报》还是最有影响力的，以至于后来还把硕士论文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投给《中华读书报》“瞭望”版的编辑祝晓风老师，不久就收到了祝晓风老师签名寄来的一封油印的退稿信，这也是我第一次收到报刊编辑给我的退稿信，所以就珍藏起来。我在2000年来北京工作时，还特意把这封退稿信和一大包的《中华读书报》一起托运到了北京，至今还堆放在我的办公室中。若干年后，我和祝晓风老师比较熟悉了，才告诉他我还保存他给我的一封退稿信，这使他惊讶不已。他可能想不到一封退稿信也会对一个青年作者产生巨大的鼓舞作用。

    “特约记者”

    长期阅读《中华读书报》的经历不仅使我成了读书报的一个“粉丝”，而且也使我对国内的图书市场有了一些了解。加之我来北京工作时又正值“网路热”，于是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郭娟老师的提携下开始了编书的工作，陆续编辑出版了《网络鲁迅》、《网络金庸》、《网络张爱玲》和《网络王小波》等书，并把编书过程中所写的《互联网上的金庸》、《互联网上的张爱玲》等文章投给《中华读书报》。承蒙康慨和舒晋瑜两位老师的厚爱，这些文章都在“网络时代”版刊出了，康慨老师后来还给我写过几个邮件鼓励我继续投稿，舒晋瑜老师还特地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介绍这四本书。回顾我的学术道路，可以说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华读书报》的几位编辑老师对我编选的这四本图书的肯定，才使我后来走上了研究网络文化的学术道路：在2005年以编选的这四本书所积累的资料为基础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互联网上的“作家迷”虚拟社区研究——以“鲁迅论坛”和“金庸茶馆”为中心》，在2008年独立申请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鲁迅”研究》，在2011年完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鲁迅在中文网络中传播与接受状况研究》，在2012年出版了专著《“网络鲁迅”研究》。

    大约是在我供职的单位在2002年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祝晓风和魏琦两位老师。某一天，我接到祝晓风老师的电话，说是正在和魏琦老师筹备在读书报出版“学术双周刊”，需要一个跑学界新闻的记者，并要我写一篇学界涉足网络方面的新闻稿子，合格后会聘请我担任“特约记者”。我虽然中文系硕士毕业，混入了学界，但是还从来没有写过学界新闻的稿子。好在那时正值网络热，而我也正在研究鲁迅在网络中的传播，于是就绞尽脑汁写了一篇题为《网络时代的中文学术网站》的文章交差。这篇文章经过祝晓风老师的修改之后在“学术双周刊”的第一期的头版刊登出来，反响也很好，不仅读书报的庄建总编予以好评，好像有几个报刊还转载了。不久祝晓风老师就要我到读书报社见面，我特意穿了一身西装，怀着兴奋的心情去瞻仰心目中的圣地——永安路106号的读书报社。祝老师引我参观了读书报的编辑部，没想到读书报的办公环境如此的破旧、拥挤，彻底地超出了我的想象力。在魏琦老师堆满图书的办公桌前，两位老师给我交代了今后的工作，并给了我一盒印着“中华读书报特约记者”的名片，我也由此从读书报的读者变成了读书报的“特约记者”了。

    “学术双周刊”两周一期，每期的头版都是学界新闻的深度报道，而那时专门为头版写学界新闻深度报道的记者就我一个，所以时间很是紧张，常常是祝晓风老师的一个电话告知采访选题，我就要马不停蹄地开始搜集相关资料，联系采访对象，然后整理采访内容，写一篇长稿。我现在印象深刻的所写过的几篇学界新闻深度报道有《中国社团大整合》、《人文学术期刊如何进入国际权威学术领域？》、《中国谱谍学的新进展》等。 

    记得写《中国社团大整合》这篇文章的起因是我在浏览新闻时看到了民政部撤销几十个社团的简短消息，立即致电祝晓风老师告知这个选题，他拍板马上采访。我从网上搜了一些被撤销的社团的资料开始联系各个社团的负责人以及研究民间组织的学者进行采访（当时也联系了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但是他们拒绝采访），让我惊讶的是，相当一部分社团的负责人是在接到我的采访电话时才知道自己的社团被民政部吊销了。这篇稿子经祝晓风老师修改后以《中国社团大整合》为题以最快的速度刊登在《中华读书报》的“瞭望”版上，不仅获得了众多学者的好评，而且也因报道的客观和公正获得了民政部主管民间社团领导的好评，并指示民政部下属的报纸全文转载这篇文章。在采写《人文社科期刊如何进入国际权威学术领域？》一文时正值“非典”期间，那时政府和学界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力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话语权。我因为跟随担任几个外国重要学术刊物编委的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上课，所以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于是就把这个采访选题和其他的选题一起向祝晓风老师汇报，祝老师慧眼识珠，要求重点采访这个选题。那时因为“非典”无法面对面采访，于是就在电话中和王教授商量了具体的采访问题，然后请王教授就这些问题一一作答后通过邮件发给我。魏琦老师在编稿时为这篇稿子起了一个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标题：《人文社科期刊如何进入国际权威学术领域？》。文章发表后，不仅有多家报刊转载，而且也被《新华社内参》摘要转载，并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在内参上作出了批示。至于《中国谱谍学的新进展》一文，则是祝晓风老师的命题作文。他参加了一次新文学史料方面的会议，回来后就要我写一篇年谱史料研究方面的文章。我那时正参加撰写《鲁迅年谱长编》，也算对年谱有所认识，所以很快就搜集了学界在年谱方面的研究进展情况写成一篇文章，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很快就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

    现在回想起为读书报作“特约记者”的青春岁月，还是颇为珍惜的，很高兴自己能为读书报的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可以说，读书报不仅见证了我这十多年来所走过的学术道路，而且也推动了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在读书报创刊20周年之际，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和撰稿人，我想对正值妙龄的读书报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