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历史的关系

    在我们的教课书里，或者历史学家那里，常常会把人类的发展历程分成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等等。然而，在小说家这里，这种界线被模糊了，小说家们对历史学家们对历史做出的定义提出了疑义。小说家有自己看待历史的方法，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观。一些刚刚发生的事件，一些已经十分遥远的事情，在我看来都是我们的记忆，一些丧失了物理时间的记忆。

    在塞纳河的左岸和右岸，我们不说像卢浮宫这样的博物馆，单说民间，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就有数百家。在那里，在每一个地方，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兰西这个民族的发展史。当然，巴黎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博物馆。许多人至今还都生活在具有百年历史或者更悠久的楼房里。每当星期六，教徒们还都会赶往位于斯德岛上的巴黎圣母院去望弥撒。在这里，法兰西的历史和当代巴黎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巴黎是一面镜子，她可以使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的面目，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有些历史是断裂的。如果现在你对身边的孩子讲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就会睁大眼睛看着你说，这是真的吗?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但还没有逝去的人会说，是的，是真的!可是在我们的现实里，在我们这个曾经经历过灾难深重的文革的国度里，去哪儿能找到文革所留下的痕迹呢?幸好，现在还有我们这些文革的活化石存在着，幸好，我们还有权力拿起笔来写下深藏在我们内心的文革，写下那些我们的父辈对我们讲述过的更远一些的他们的生命经历，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这样，等一些年过去后，当我们这些活化石变成骨灰的时候，我们的后代或许可能会从我们留下的文字里寻找到这个民族一次又一次荒诞而真实的经历。

    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太善于忘记的民族。因为善于忘记，我们失去了太多的自尊。我们还知道，有许多事，仿佛只有当她变成历史的时候，我们才有勇气去面对它的真相。比如像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里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以，在一个小说家的历史观里，我心甘情愿地把文革这样的我们民族的经历当成历史来看待，并希望我们不要忘记它，使这“历史”成为对我们的警示。所以，在我的创作里，除去像《同胞》、《霍乱》、《民间使者》《失踪》、《酒神》这些描写我们用通常的观点认定的历史的小说之外，我还把《梦游症患者》、《雨中的墓园》、《风车》、《苍凉之旅》这些描写文革和大跃进的作品视为“历史”小说。这些作品，不但体现了我讲述历史的方法，而且还表达了我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