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雄:用文学书写青春

    朱家雄的名字总和北大联系在一起。这位曾主编过《北大情事》《北大情书》《北大情诗》《北大日记》《北大文章》等诸多北大题材的70后作家，小说创作也多为校园题材。在随笔文丛“品尚书系”中，他的《未名湖畔的青春》得到了作家曹文轩的高度评价，认为集中展现了朱家雄“多年来的种种努力和全面的文学才华”，也佐证了他的步履“在同代作家中的扎实、坚韧和醒目”。

    在编著了一系列的校园题材之后，朱家雄还是没能绕开高校。作为“品尚书系”的主编，朱家雄可谓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对此，他的解释是，他担任的“主编”的角色并非“裁判”，其实只是个版权代理人的角色，“坦率地说，在作者和主编这两个角色中，前者的意义对我来说无疑要重要得多，毕竟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读书报:你主编的书多北大题材，你自己创作的两本小说《校花们》《毕业前后》也是大学校园题材，为什么这么专注于青春校园题材、北大题材?

    朱家雄:我专注于青春校园题材、北大题材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其实也有必然性。我主编的第一本书是出版于2000年1月的《北大情事》，这本书的策划就是一个偶然，当年在北大认识的一个研究生，这时已经是一家文化公司的经理，看到刚出版不久的《北大往事》很畅销，就拉我一起策划，出了《北大情事》这个点子。

    但我这期间写的几个中短篇小说，包括2003年创作长篇小说《校花们》，以及后来的小说集《毕业前后》，还真是以青春校园为主。70后作家都在写什么呢?他们所写的往往是酒吧里的那些事，白领丽人和成功男人的那些事，我不熟悉他们所拥抱的这类生活，也没有兴趣去研究，所以就不自觉地书写起了自己熟悉的大学校园题材。我这次出版的《未名湖畔的青春》其实也是一个证明，这本是我二十年来所发表的各种文章的一个精选集，这些文章可以说大体也是聚焦于校园、青春、成长和文学的，是我个人的生活积累的一个见证，或许也可以说是我所经历的年代的一个见证。

    读书报:你在第二辑《成长路上的感悟》中的文章中说自己成长于湘中的山沟里，是从小地方走到大地方来的。很多作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但在他们的创作中，故乡往往是他们创作题材的一个重心，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朱家雄:以故乡作为自己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地和背景，这样的作家有不少，中国的外国的都有，最著名的有福克纳、马尔克斯等，奈保尔的早期创作也如此，中国的作家似乎更多，比如鲁迅、老舍、沈从文、汪曾祺、莫言、陈忠实、贾平凹、曹文轩、陈建功等等，很多，可谓形成了一大传统。但实际上他们的创作也并不全都局限在故乡，而是以故乡作为重点和核心，他们也还有别的许多创作。事实上，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有故乡情结的，作家中的大多数人也是如此，所以他们的作品里多多少少都会写到故乡，只是程度各有不同吧。但也有很多作家把写作的重心放置在旅途上，或者他生活工作时间较长的那个地方，比如那些可以被视为第二故乡的地方。比如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海明威，又比如茅盾、巴金、钱钟书、丁玲、艾芜、三毛以及许多写都市生活、漂泊生活的60后、70后作家等等，这大概是因为个人生活经历的不同。我觉得这要看每个作家自己的具体经历和生命感受，越是给自己生命留下深刻印记的地方，就越容易成为作家笔下的重心。

    我也有很深的故乡情结，比如我就写过《故乡》《望见故乡》等故乡题材的诗，早年我也曾写过以故乡发生的事情为素材的小说，可惜没有发表。而之后大学校园的生活积累和北京这个大都市的生活积累越来越丰富，留给我的印痕也越来越深切，到现在，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竟然比在家乡生活的时间都要长了，北京无疑已成为我生命中的第二故乡，而当中印记最深的校园生活自然也就成为我笔下的重心了。不过我也还是有创作故乡题材的想法和计划，比如写一本散文集《湘中往事》，比如我正在写的一本以故乡民营煤矿的那些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读书报:《未名湖畔的青春》第六辑《两代新锐的崛起》收入的是你前些年所发表的关于70后、80后两代作家的评论和随笔，你觉得自己对80后作家也算比较了解吗?能否谈谈你对70后、80后甚至90后各个代际在写作方面的看法?

    朱家雄:80后作家的创作和70后作家的创作有类似之处，比如个人化、个性化的叙述，又比如一定程度上的叛逆姿态。但这两代作家的区别也是明显的，比如前期70后作家作品中的那些有关先锋叙事、身体叙事、欲望叙事的各种表征和能指就给我以深刻印象，而80后作家作品中的那些流行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的符号和元素显然要更加鲜明。（本报记者 鲁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