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播的沉实探索

    王兆鹏先生既坚守学术传统，又锐意开拓创新。他新近出版的《宋代文学传播探原》，即是其二十年来在文学传播研究方面的拓新之作。拜读《探原》大著，深深感佩于王先生长期以来在文学传播领域导夫先路的沉实探索，受教尤深者:一是筚路蓝缕的理论探索，二是采铜于山的史料发掘，三是延展开放的研究启示。

    筚路蓝缕的理论探索

    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国内学者日益关注的学术领域。其中文学接受的研究，在如H.R.姚斯、瑙曼、冈特·格里姆、R.C.霍拉勃、罗贝尔·埃斯卡尔皮等诸多欧美接受美学或文学社会学者的理论推动下，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有关文学传播的研究则要滞后很多，研究成果也无法与文学接受的研究相比。个中原因，与文学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固然有关，与文学传播理论探索的缺乏更有直接关联。在这方面，王兆鹏先生无疑是一位探索者，《探原》就集中体现了他在文学传播研究理论层面的思考。《探原》的绪论，有感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究竟要研究哪些问题、如何操作，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共识”(第3页)，于是从宏观角度指出文学传播应探讨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六大层面。这些讨论具有极强的理论指导性和实践操作性。而《探原》下编《宋人词集在宋代的传播》，在文献版本的考据背后，亦渗透着王先生深刻的理论思考。他指出:“下编主要考察宋人词别集在宋代的传刻情况，目的不仅仅是从文献学的角度，考订宋人词别集的版刻源流、存佚情形、递藏过程，更想从文学传播的角度，了解宋词在当时的传播状况，赋予传统的版本目录学以新的价值和功能，把版本目录学纳入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的视野之内，使词集的版本目录资料变为词学传播的资料，以扩大词学史研究的领域”(第195页)。这与上编的理论思考相得益彰，进一步从史料学的角度拓展了文学传播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采铜于山的史料发掘

    傅斯年说:“史学便是史料学。”对于目前文学与史学、文献学与文艺学日益回归融通的文学研究来说，常常也是如此，史料发掘的程度往往决定了其原创性、开拓性与学术深度。作为文学传播研究领域的探索者，王先生在这方面亦有着自觉的意识，或者说，文献考据与理论批评的深度结合，正是王先生长期以来堪为楷模的治学方式，这种考证与理论的结合在《探原》中也得到了典型体现。如《探原》第一章《宋代诗文的单篇传播》，就深入发掘了宋代文集、笔记、诗话、碑刻等文献中较少为人注意的资料，集中讨论了宋代诗文单篇传播的三种方式，即雕印、石刻和题壁，史料发掘与理论建构可谓相互生发，令人耳目一新。再如第八章《诗歌的图画传播和歌唱传播》，通过大量第一手文献史料，勾勒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在宋代图画传播的主要载体、传播特点与传播效应;又长时段揭示出《送元二使安西》从盛唐开始入乐歌唱、中晚唐成为流行歌曲、宋代变为离筵经典骊歌、金元时期依旧传唱、明清时期衍变为经典琴曲的丰富生命历程;最后通过全面的资料发掘和精审考证，讨论了史上出现的二十多种《阳关三叠》的叠唱方法。通常诗词研究者较少关注的明清小说中的史料也成为王先生讨论文学传播问题的重要“佐料”，可谓别开生面。《探原》下编《宋人词集在宋代的传播》，更是在传播学理论的观照之下，系统考述了两宋160家词集，体现了深厚的沉潜之功，不仅具有经久的文献史料学价值，也是宋代文学传播研究的重要成果。

    延展开放的研究启示

    梅尧臣论诗，提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学至境:“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在某种意义上，学术研究亦可作如是观，也即是否具有“尽”与“不尽”的学术张力，往往决定一部著作乃至一个学者的学术境界与学术贡献。所谓“尽”，是指探讨某个问题不遗余力，不断追问，直至水落石出，令人难以超越;所谓“不尽”，则指某个问题的研究具有延展性、开放性、启发性，令人触类旁通，能够引发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具有一种带动学术生长、激发后来者继续研究的开创意义。在这方面，《探原》令人印象深刻。首先是其别具一格的代序《文学传播研究的想象空间》。该序是王兆鹏先生与肖鹏先生以电子邮件、QQ聊天等方式讨论文学传播问题的记录，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就在风趣丛生之中展现眼前。其中就揭示了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话题，如王兆鹏先生提出“文献汇总整理”、“理论研究”、“(中国文学传播史)专史编撰”等“三步走”的宏观路线图，这种富于战略眼光的展望，正指出了文学传播研究的巨大前景和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又如肖鹏先生所揭示的“涉及文学作品传播的朝廷诏令禁令、制度机构、正史野史的传播记载、风俗社集、媒介形式、重要序跋、重要文学事件、政治事件、典型传播人物、唱和活动、书籍版本、技术工艺等等”，还有“一些边缘性的文学传播现象”、“跨文本传播”等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重要问题。其次是《探原》在诸多问题研究中的有意“留白”。在不少专题讨论中，王先生常常在结论部分留下富有启发性的文字。如第三章《宋代诗词的题壁传播》，总结说“本文只是对宋代题壁做了一些史料的梳理和现象的分析，学理性的深度阐释，还有待来日”(第71页);第五章《宋代文学的“润笔”与文学商品化》，总结说“我们研究宋代文学包括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既需要考察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背景，还需要关注作家个体的生存状态，了解他们的经济来源和物质生活条件……至于文学商品化的其他表现形态及其对宋代文学的影响，尚需专文探讨”(第112页)。这些精辟的“留白”，对于激发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意义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