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后面的真实

    真实后面还有真实，是我近来读书时，不止一次的慨叹。且举一例。抗战中期，傅斯年分别致信朱家骅、翁文灏二人，希望他俩能与陈布雷相商，由陈出面，建言蒋介石特批一笔专款，接济因病致贫，困居李庄的梁思成、梁思永两家人。几个月后，蒋介石果真批下一笔两万元的巨款，由翁文灏转交傅斯年。近来央视播出的多集电视片《梁思成林徽因》中，有傅的领款收据(实物)。这一义举，在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的传记中，均有记载，一些相关的图书(比如《发现李庄》)也不忘提及。这是历史的真实，谁也无法撼动其坚硬的根基。再坚硬的根基，也挡不住有心人细细察看。往细里看，二梁的情形并不相同。思永是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本人有病，傅斯年身为史语所所长，为之请款，乃职责所系，义不容辞。与思永相比，思成的情形大为不同。思成系营造学社代社长，营造学社并非史语所的下属单位。思成家庭，因病致贫，非是思成本人患病，而是其夫人林徽因身染沉疴。思成本人与史语所的关系，仅是前一年被聘为史语所的兼任研究员，每月有100元的薪饷补助。这样一来，说是为梁思成请款，莫如说成是为林徽因请款。往深里说，傅斯年情感上侧重林徽因，甚于梁思成。这是一个近乎刁钻的命题，端看能否做出周全的论证。给朱家骅、翁文灏两人的信，是1942年4月18日写的，蒋介石特批的两万元款项，是9月28日派人送到翁文灏办公室的。也就是说，蒋那边，五个月未见动静。且来看看，这五个月里，傅斯年还做了些什么努力。翁文灏那边后来是见了效，并不是说朱家骅这边没有尽自己的努力。可能是朱觉得，这样的事惊动最高当局，未见得会有效果，还不如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解决。他的办法是，说动中英庚款基金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给林徽因设个学术著作项目，给以“科学研究补助”。为此，傅斯年与林徽因相商，让林报上她旧有的《中国之建筑》未完成稿。傅还拉上李济，给林写了推荐书，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拟请给以最高之待遇，即立武先生近示一般办法中三百八十元之数”，且建议“似可由四月份或五月份起支给”。这是傅的一个举措。时间是5月13日。可说全是为了林徽因，连借梁思成之名都免了。再一个是，等了许久，陈布雷那边没有动静，傅斯年决定亲自向蒋介石进言。他让李济拟稿，李济不知傅的心思，只有实实在在地拟稿，分

    两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梁思永对于中国上古史之贡献”，第二部分题为“梁思成、林徽因对于建筑学之贡献”。从分量上说，前者重些，后者轻些。这个拟稿到了傅斯年手里，大加删改，将梁思成及其夫人林徽因对于建筑学之贡献放在前面，将梁思永对于中国上古史之贡献放在后面。且加大了对林徽因的颂扬，有这样的话:“思成之夫人林徽因女士，当代之才女也。亦留美学建筑，与思成同志，于营造学社之工作贡献甚多。”特别强调“徽因女士虽工作亦如其他营造学社社员，但并无独立之收入……卧病之人尤不能缺少医药营养，故思成所需之救济，与思永等”。时为6月16日。(台湾史语所《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281页)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一家要返回北平，在清华大学设立建筑系，在重庆等待航班期间，住在上清寺聚兴村中研院招待所(后来搬到沙坪坝何廉的房子)。此处也是傅斯年在重庆的办公处。傅曾去看望过梁林夫妇。1945年1-1月30日，傅斯年给其妻俞大的信里说:“梁思成夫妇这次来，竟是颇疏远的样子!”(同上书第1627页)

    那只是梁思成夫妇在一起时，给傅斯年留下的印象，或是傅斯年自己的感觉。这一段时间，傅斯年很是忙碌，刚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又奉最高当局之命去昆明处理学潮，还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7日给俞大綵信里，又一次提到了梁思成夫妇:“现在托徐轼游兄带去此信，另带啤酒一小罐(林徽音送我，梁二反对之)。”(同上书第1666页)梁思成排行为二。信中梁二，该是傅俞夫妻间平日对梁思成的指称语，不会是此番专为蔑视而另铸新词。重庆居住期间，林徽因曾去医院检查身体，病情恶化，朋友圈内已广为人知。3月5日傅斯年给俞大綵的信里说:“林徽音的病，实在没法了。他近月在此，似乎觉得我对他事不太热心，实因他一家事又卷入营造学社，太复杂，无从为力。他走以前，似乎透露这意思，言下甚为怆然，我只有力辨其无而已。他觉得是他们一家得罪了我。他的处境甚凄惨，明知一切无望了，加上他的办法，我看，不过一二年而已。”从信中可知，这期间傅曾去看望过林，且有较深入的交谈。写至此处，傅斯年特加一注:“你可写信给他。昆明北门街七十一号金岳霖转。”指称女姓仍用他字，该是傅氏的一个习惯。据此信可以看出，俞大綵与林徽因的感情亦不薄。傅斯年知道，光复之后，分手在即，他已不可能给林徽因切实的帮助，仍希望妻子写信劝慰病困中的老朋友。以上所言，皆确凿有据。这后一种真实，对前一种真实，绝不是什么消解，而是更高层面上的认定，让干瘪的历史真实，放射出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