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有不少“阅读学”方面的书籍,热衷于讨论阅读的起源、意志、目标、心境、方法、品质等,在我看来,这些书意义不大。还不如读一点“关于书的书”,略具纸张、印刷、书籍、古书版本、历代藏书,以及现代报刊和图书馆业的知识,那样对于养成读书习惯更有好处。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安贝托艾柯,与法国电影泰斗、法国国家电影学院创始人让B克洛德卡里埃尔对话,讨论书籍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以及网络时代纸本书的未来,结集成了《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吴雅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这两位嗜书如命的古书珍本爱好者,其对话第一部分的标题是“书永远不死”。
我也相信“书永远不死”,但书籍存放在博物馆、图书馆、个人书库,还是每日使用的书桌上,效果大不一样。你看艾柯说的:“书在未来将只吸引一小部分爱好者,他们会跑去博物馆和图书馆满足自己对过去的趣味。”(6页)若真的这样,情况很不妙。卡里埃尔则极力为书籍说好话:“想想2006年7月纽约那次电力大故障吧。假设范围扩大,时间延长。没有电,一切都会消失,无可弥补。反过来,当人类的一切视听遗产均消失时,我们还可以在白天读书,在夜里点根蜡烛继续读。”(19页)两位对话者对纸质书的未来“坚信不移”,因其除了读书、写作、拍电影外,还对书籍本身有一种纯粹的热爱,肯为某本自己迷恋的书籍“上穷碧落下黄泉”。读书人不一定藏书,藏书家不一定读书,这我们早就知道了。
清代学者洪亮吉《北江诗话》分藏书家为五类:一是“推求本原,是正缺失”的考订家,二是“辨其版片,注其错伪”的校雠家,三是“搜采异本,补石室金匮遗亡,备通人博士浏览”的收藏家,四是“第求精本,独嗜宋刻”的鉴赏家,五是“贱售旧家中落所藏,要求善价于富门嗜书者”的掠贩家。其实,还有另外三种藏书家,一是喜欢书,而且真读,这是“爱书人”;二是兼及阅读、考订与阐发,这是学问家;三是既读书,也收藏,还考虑增值问题,二十年前我就知道这个道理,可惜没能实践。最近十年,关于读书,有两种潮流值得注意。一是公众的收藏趣味转向了书刊,不仅宋元珍本,连民国年间的平装书以及旧报刊,也都被人争相抢购。几年前,鲁迅、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上拍卖会,自3万元起拍,到27万落槌,加上佣金合计29.7万元。平装书不会都这么贵,但“奇货可居”的,都会有人抢。二是书籍装帧明显上了一个档次。即便不参评“最美的书”,读者与出版社也开始合谋,特别关注图书的外形———纸张、开本、装帧、设计、插图等。买书人不仅阅读,而且把玩、欣赏、收藏。于是,同一本书,除了平装本,还有各种精装版、特藏版、毛边本、签名本等。
你也许觉得,这么关注图书的外在形式,岂不是买椟还珠,或者说附庸风雅吗?我曾经谈过这“附庸风雅”对于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贡献(参见《大学有精神》246—2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在我看来,“附庸风雅”比“假装流氓”好,因为二者都有可能经过一番努力,越学越像;另一方面,没有一大批半懂不懂的受众的追随与消费,任何文学艺术都不可能发展壮大。谈论书籍,最好兼及“精神”与“物质”。不谈别的,就说书籍装帧吧。洋装书的兴起,以及国人对于封面装帧的重视,使得其呈现不同于宋元精刊的另一种美。这是喜欢书的人很容易感觉到的。我曾撰写《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收入《假如没有文学史……》,三联书店,2011),评述中外若干书籍史著作,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书籍装帧,探讨从“物质文化”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可能性,以及“新资料”如何带出“新问题”,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