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缘何“弃”哲学？

    肖伊绯先生发现的胡适研究重要资料《中国哲学史卷中》（讲义），不仅为胡适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哲学史卷中》（讲义）是胡适为史学门二三年级的学生编写的讲义。按照胡适1919～1920年的“日程与日记”（《胡适全集》第2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胡适每周三上午9：00-10：00为史学门二三年级的学生讲授“中哲史”课程。该讲义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卷中中古哲学史授课计划的“汉之哲学”，共七章。卷中讲义的第三章《淮南子》1920年5月以《淮南子的哲学》为题原文发表在《新中国》第2卷第5号上，第七章内容也几乎一字未易地刊登于1931年《现代学生》第1卷第4、6、8、9期。其他各章1949年前没有公开发表在报刊上。耿云志先生主编、黄山书社1992年影印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收录了第一至第五章讲义的手稿，2003年出版的《胡适全集》根据的即是黄山书社的影印本。所以，这次发现的“新资料”为胡适自己所注的“原稿所没有的。匆匆加入，后当修正”的第六章迷信与科学。同时，由于以前资料均没有将第七章的内容作为讲义的一部分，讲义将之与前面的内容连缀起来，也是本讲义发现给我们的新观察。

    胡适为什么“匆匆加入”本章内容，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战结束不久，1918年12月29日至1919年底，梁启超与张君劢、丁文江、徐新六、刘子楷、蒋百里，到欧洲各国作旅游考察。当时，梁启超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灾难，对近代科学是否可以最终解决人生的切要问题感到失望。在《欧游心影录》里，他说：“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以胡适与他们甚密的过从，我们可以认为，对于他们的以上思想观点，胡适是熟悉的。我们可以想象，胡适加入本章内容以阐扬科学与科学精神，是对这种否认科学正面作用的一种回应。

    另外，由于本章的具体内容在于论述汉代中国科学——医学与天文学的成立，出发点在于发现中国科学的成立，所以“匆匆加入”应该与当时否认中国古代有科学发生的论调有关。对此，我们有旁证可以说明。1920年9月1日，也就是胡适讲“迷信与科学”后的不到5个月，在《日程与日记》里，胡适记述说，这天，Monestiere问他“一个大问题”：中国没有科学，是否由于国民性与西洋人不同？胡适痛驳了他。Monestiere要胡适写出来，译成法文发表，胡适答应了。这点可以说明，胡适对于中国人早已有科学并且可以领受科学的影响是有信心的。

    我们可以认为，胡适加入本章内容是受到不止一方面的直接影响。往远的说，胡适是中国科学社的最早社员之一，经常参加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他认同近代科学对于人生具有重要的意义自不待言。加入本章，也是胡适自身思想的逻辑必然。

    如前所述，在9月1日“痛驳”了Monestiere后，9月8日当日，胡适想“作好”《科学的人生观》，但是又“归甚迟，竟不曾作此文”。这说明胡适有了此一概念而没有完成此概念的论证。这是我们所能够发现的胡适使用“科学的人生观”这一概念的最早依据。所以，可以说，胡适“科学的人生观”概念形成于此间，即1919年底至1920年中后期。有了本章的资料，胡适科学的人生观概念形成的内在逻辑就有了充分依据。

    胡适中年放弃了中国哲学史的著作计划而改为写中国思想史，个中原因众说纷纭，有重建学术权威说，有傅斯年影响说。但是往往都不能中的。我认为，正是胡适引入了科学的概念，才使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1958年1月10日胡适为《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台北版写的自记中说：“那时候（1929年），我在上海正着手写《中国中古思想史》的‘长编’，已决定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名称了。……我的意思是要让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单独流行，将来我写完了‘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之后，我可以用中年的见解来重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

    1929年胡适的思想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呢？1929年6月3日，胡适在上海大同大学演讲的《哲学的将来》里，近乎彻底否定哲学存在的价值。在这篇演讲中，胡适认为，哲学的过去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过去的哲学只可在人类知识史与思想史上占一个位置，如此而已。只有把哲学家归到人类知识思想史上去，方才可以估计他们过去的成绩，方才可以推算他们将来的地位。

    胡适的这种对于哲学的态度和说法也许会引起许多人特别是研究哲学的人的反感、抗议甚至反对，但是，他不过是老实承认哲学的本义——“爱智慧”——而已，并没有贬低哲学的意味。正是在哲学史研究中引入了科学的概念，胡适才最终放弃了哲学史的著作而改写思想史。但是，为什么不是科学史而是思想史呢？

    在第六章迷信与科学里，胡适主要介绍了汉代中国医学与天文学成立的情况。

    他在论阴阳五行对于医学成立的作用时说，医学“初起时，自然是狠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有了这些观念，方才有假设的学理，方才有系统的理论。……若没有阴阳五行的学说，中国也许只有许多零碎的、完全经验的方技，但必不能有个系总的医学。”这里，胡适强调了虽然阴阳五行说是一种迷信——可以认为是当时的一种大胆的假设，但是它在当时自有其重要作用，不容轻易抹杀。

    在论天文学的成立部分，胡适从另外一个方面表述了实验的标准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胡适说：“天文学所以能脱离道士气的儒教的束缚，而渐渐成为科学，全靠当时的天文家认定‘历本之验在于天’的一条大法。随你说的怎样神秘，那些天文家只认一个实验的标准，这便是汉代天文学的科学精神。”这里，胡适强调了科学上证验的重要性。

    以上两点，隐然就是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雏形。

    后来，胡适把他一生的治学化约为“方法”，说自己一生都在围绕“方法”打转。1958年，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说：“我现在让台北商务印书馆把我这本四十年前的旧书重印出来，这是因为这本书虽然有不少缺点，究竟还有他自身的特别立场，特别方法，也许可以补充这四十年中出来的几部中国哲学史的看法。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而且特别批评了冯友兰治中国哲学史“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的宗教心理。

    胡适的这一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这也是新发现资料对于胡适研究乃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