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讲义本”疑案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自1919年2月出版以来，以其“截断众流”的理论创见与学术魄力，迅即获得海内外学界及读者的好评，仅在1919～1932年13年的出版周期内，就再版达15次。此书被誉为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

    然而，让众多读者意犹未尽的是，这部中国学术史上的开山之作，事实上只是“上古”时代哲学史，即先秦诸子时代哲学史，“中古”及近世哲学史并未囊括其中。虽然这“半部”哲学史也足以代表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方面的治学功底与眼光；但这部未完的哲学史，留给后世读者的，毕竟是有遗憾的。因为无法“一以贯之”地梳理中国上古、中古与近世哲学变迁与发展脉络，这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对后世读者而言，始终有不能完璧、难窥全豹之憾；由于没有“中古”部分，甚至于连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都还算不上。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蔡元培为之亲撰序言。在这则序言中就提到过几乎所有后世读者都切盼的那个愿望，他写道，“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然而，胡适生前却一直没有出版过《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中古”与“近世”部分。直到如今，胡适已逝世五十周年，仍然未能看到那另半部哲学史的踪影。

    百年讲义本是否存世

    但按照胡适在卷上“凡例”中所言，另半部哲学史的完稿，似乎也并不困难。他写道，本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述古代哲学，自为一册。中卷述中古哲学，下卷述近世哲学，合为一册。

    根据现存的胡适部分日记和手稿等资料统计，他本人的确曾在北大续写过《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卷中”，而且还讲授过这部中古哲学史的内容。（作为“卷下”的近世哲学史内容可能形成过“纲要”，但没有明确纳入过《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写作框架之中。）这部分内容形成过一个北大内部发行的“讲义本”，只不过已经颇为难得而已。按照楼宇烈“胡适的中古思想家史研究述评”一文中的记述，这一册“讲义本”被认为“今已不可得”。 

    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在1919年内记载：“今年在北大开的‘中古哲学史’一课，编有讲义。七章：第一章，泛论；第二章，道家；第三章，淮南子；第四章，董仲舒；第五章，‘道士派的儒学’；第六章，迷信与科学；第七章，王充与批判的精神。”并注明有“北大出版部铅印本”，即供北大师生内部使用的“讲义本”。

    由于国内至今没有发现这个“讲义本”，其内容只能通过零星的年谱、日记、传记等文献资料，予以摸索与揣测而已。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台湾胡适纪念馆编印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手稿本）》、《中国中古思想小史（手稿本）》、《淮南王书》等，就约略给出了一些线索，这些线索就是“讲义本”后来发展出来的学术思路与成果。

    据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的自传》的记载，胡适在其晚年的口述自传中曾说：“我在过去三十多年虽然没有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续集，但我仍然写了若干专著，其中好几种也都是以专书形式问世的。”可以看到，胡适后来出版的各类“专书”，可能就是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部分内容的拓展与修订，其中古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都是从“讲义本”中抽取演绎，并进一步发展成“专书”的。

    不言而喻，《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对于研究胡适学术思想，及新文化运动中的哲学史研究成果，颇具“活化石”意义。然而，随着《胡适文集》与《胡适全集》等一系列大型丛书的出版，我们却始终没能看到承载着大量第一手信息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 “讲义本”。这样一部近百年之前的“讲义本”是否还存在于世间，或者是否还在公共知识领域内流通，这不但是学术界的疑问，更是后世读者挥之不去的疑惑。

    卷中讲义本真容

    笔者近日有幸觅得了这个“讲义本”，终于有机会拂去疑云，重见庐山真面目。这是一册线装铅印的本子，共计五十二叶，一百零四面。每页十三行，每行正文四十字（小字双行夹注），全本共计约为五万四千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版心处印有“汉代的哲学”、“胡适编”的字样，说明这仍是一部未完稿；因为胡适后来拟行的“中古哲学史”重编计划，是囊括两汉、魏晋、六朝、唐宋时期的，而非仅有汉代部分。

    从整个讲义的篇目来看，是符合胡颂平所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的记载的。共计七章：第一章，泛论；第二章，道家；第三章，淮南子；第四章，董仲舒；第五章，“道士派的儒学”；第六章，迷信与科学；第七章，王充与批判的精神。但整本讲义，随讲随编的痕迹明显，与体系完善、条款清晰的出版物有着明显区别。

    此外，在各章内容中数量极多的“文中注”，也明确体现了“讲义本”的实用功能，其指导学生参照学习的意图明确，而并非按照中规中矩的学术规范来写。如第三章“淮南子”中有“文中注”曰，看西洋哲学大纲三篇第二章；又曰，看原书；又曰，自动与被动的适合说详九篇第一章之末。这些富于口语化，而又颇具指导性的“文中注”，将胡适的授课要点一一指明，言简意赅。在第七章“王充与批判的精神”中，胡适更在章末加注曰，“论衡，这书没有好版本，明程荣本比较可用”；“谢无量，王充哲学，中华书局本。这书不好，但材料可用作参考”。所有这些，都体现着授课者胡适本人的学术考量与材料取舍。

    值得一提的是，新发现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还有大量的校改、注释及补正批注。从批注内容来看，其对“讲义本”的熟悉程度与思考深度，均接近于著者本人。是否即是胡适本人的批注，抑或当年胡适同道友人的手迹，还均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去年适值胡适逝世五十周年，这本近百年前的北大讲义本，悄然浮出水面，是否也是某种冥冥中的机缘使然。当然，胡博士本人肯定不会认同这种“怪力乱神”的说法，他这般坚定的科学主义者绝不会以“机缘”来搪塞世事的变迁与规律。无论如何，《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的发现，不但对于近代学术史研究而言意义重大，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们的民国精神探讨也将大有助益。不但将为胡适研究及新文化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也将为我们重新清理与定位汉代以来的中古思想及哲学史开启新的视野，并成为民国精神遗产的发现与发掘进程中的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