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鹤天并非“踪影全无”

    《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发表的范子烨《马鹤天和他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介绍了马鹤天及其《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一书，作者亟称：“在我国现代的学者之林中，很少有像马鹤天那样不辞艰险、壮游天下的人物”，以及“作为国民政府的高级文化官员和边疆史地专家，马鹤天一生为国家而奔走，为民族而呼唤，为人民而献身，因而他的壮游既负荷着国家与民族的重大使命，其历史的意蕴和诗性的况味，也令人涵咏不尽。”笔者阅至此处，不禁感慨：马鹤天先生沉寂良久，总算是有人有所道及，并且予以了不俗的评价，然而其人其“壮游”等等，以及“其历史的意蕴和诗性的况味”云云，终究是不甚了了，这也难怪，在我们的历史史册中，还有多少过客已然被人忘却抑或差几被人忘却，就以范子烨先生的这篇文章而论，其在叙述了马鹤天及其《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之后，不无遗憾地称道：马鹤天先生足迹遍及西北、蒙古、东北、康藏，堪为杰出的边疆考察家和边疆学家，所谓“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然而，在鹤唳长天之后，马鹤天却奇怪地消失了。在抗战胜利之后，他踪影全无，至今我们仍然不知其所终。一代英杰，魂归何处？令人无限迷惘。”其实，让人“迷惘”的，不是其人“失踪”了，而是此后的史家不再记叙他这样的“过气”人物了，而热火了一阵的各地的地方志也已然大功告成，全然不顾遗漏的方方面面，于是，在历史的细部，譬如马鹤天其人其事，合该是“令人无限迷惘”的空白了。

    马鹤天（1887－1962）是山西人氏，笔者早年研习山西地方史时，有所关注。其原名马鸣銮，晋南芮城人，要说其人应该给予关注，一是其曾参与辛亥山西光复，继之在担任《河东日报》编辑时因揭露地方官贪污腐败而被殴，堪为三晋好男儿；又于时代转换关头，所谓新旧民主革命更替，“五四”春风飘入娘子关之内，彼时山西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潮的刊物是《平民周刊》（由太原一中学生王振翼主编，一中学生姚錞负责印刷和发行，高君宇、贺昌、贺凯等参与其中），该刊号称要“以山西实况报告世人，代人民呼号”，并且要“将世界潮流输入娘子关内，供给晋民以奋斗有效的径途”，此外则是山西大学的“新共和学会”（由谢冰莹的哥哥谢焕文任委员长），编辑发行《新共和》季刊，并公开宣称“贫困问题的唯一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不适时的思想和制度必须赶快推翻，适时的国潮与制度必须赶快建设”，而“代资本主义而起的当然是社会主义”，再就是太原知识界进步人士所组织和“山西学术研究会”了，该会出版《新觉路》半月刊，由马鹤天任主编，彼时在太原活动的邓初民曾为之撰写有《怎样改造中国》、《半年来吾国劳工运动见闻》等文章，表示了对社会主义的憧憬，等等，而马鹤天无疑是山西传播新思想新思潮的弄潮儿之一，当时他还担任太原《共和白话报》的编辑；三是马鹤天又曾留学日本，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会见过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随即参加中华革命党，并与仇鳌等人组织“神州学会”，创办《民彝》杂志，其同仁有李大钊、高一涵、邓初民、易梅园等，宣称开展讨袁斗争，这一“神州学会”，见诸史料颇为鲜少，唯有李墨卿在《墨园随笔》中有所道及，其曰该学会并非秘密组织，而是一个“以研究学术、敦崇气节、唤起国民自觉、图谋国家富强”为宗旨的团体，可惜迄今乏人研究。四，马鹤天返国之后，参与创办太原著名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并任教务长，这所学校不仅培养了众多山西青年才俊，其地也是山西诸多革命运动的摇篮之一；马鹤天此后服务国内教育界，历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教育科科长、北平民国大学总务长、兰州中山大学校长、甘肃学院院长、甘肃教育厅厅长、国民政府铨叙部育才司司长等，多有建树。五，一如范子烨文章所称道的，马鹤天以其边疆研究和活动最为著称，其曾担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23年，他还发起并创建了“中华西北协会”，后来还与顾颉刚、黄奋生、韩儒林、赵守玨等创建了“中国边疆学会”；1935年，马鹤天奉命出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大员，并被任命为九世班禅大师回藏专使行署参赞（此后还任榆林回藏办事处专使、张家口回藏办事处处长等），他是国内著名的藏学家，而彼时的边疆于国难之中频频告急，马鹤天履及的西北、蒙古、东北、康藏，无处不是危若累卵，抑或已然弃守，马鹤天“愿借明驼足，遂我长征志”，未始没有苍凉的回眸，当年他的众多行记，如《东北考察记》、《内外蒙古考察日记》、《赴藏日记》等等，曾经被收入进《民国丛书》等，而由于显然的原因，此后再难重见人世矣。

    或许，这也是马鹤天“踪影全无”的一个原因了。

    晚年的马鹤天，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期间，他曾被聘为山西省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