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别开新面的经学研究著作

    近二三十年以来，经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在众多的经学研究著作之中，吴从祥博士的《王充经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可谓别开新面。此书以《论衡》为基本材料，从思想渊源、经学观、经学思想、史料价值、影响等方面，对王充经学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有不少值得肯定之处。

    经学研究历史久远，成果丰硕。但这些研究大多以经典、经著和经学家等为研究中心，很少关注“草根派”的经学知识、思想和信仰等。《王充经学思想研究》一书打破这一经学研究传统，将经学思想研究扩大到更广阔的领域。该书认为，“经学思想研究不仅包括儒经文本、研究儒经的著作以及有经学著作的学者等经典和精英思想层面的研究，还应包括受到儒经影响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即经学思想研究必须以所有接受和运用儒经的人群、论著等为研究对象，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经学思想文化有机体，而不是相对独立的经典和精英思想的“念珠式”排列与组合，从而全面认识经学的影响，准确把握经学发展的脉络与规律。王充是汉代一介边缘化的失意儒生，其不以传经、授经、解经而著名于世，亦无经学著述流传于后，但《论衡》一书大量征引经传，并作适当解说，以论证自己观点。王充经学知识、思想与信仰可视为大众经学的典型代表。其于此，该书以王充的经学思想与信仰为切入点，以此透视汉代经学在大众层面的传播及其影响等。王充充满矛盾的经学信仰表明，在明经入仕的汉代，仕途的失意无情地打击和瓦解着长期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儒生们的经学信仰，使他们的经学信仰逐渐变形，甚至走向其反面。该书对王充经学思想与信仰的深入剖析，不仅向读者生动展示了汉代经学的另一侧面，同时对如何将经学研究推向深入亦有不少启发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该书将文献考辨与义理阐释很好地结合来，做到言之有据，征而有信。传统经学研究偏重文献考释，现代经学研究颇好义理阐发，二者各有优劣，不可偏废。《王充经学思想研究》一书将文献考辨与义理阐释作了很好的结合，并取得较好的研究效果。在进行王充经学思想研究之前，作者编撰了一系列了谱表。《王充年谱》生动地展现了王充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而《〈论衡〉作品系年》则展示了《论衡》篇章不断积累的创作过程。《〈论衡〉征引〈五经〉一览表》、《〈论衡〉征引〈论语〉〈孟子〉一览表》、《〈论衡〉征引纬书一览表》等，对《论衡》一书征引情况《五经》及其传记情况作了详细考察与辨析，为分析王充《五经》思想作了扎实的文献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得出了一系列可信的结论。如《论衡》一书直接引《诗》十九次，其中《国风》两次一篇，《小雅》七次六篇，《大雅》九次七篇，《逸诗》一次，再参以东汉初期君臣引《诗》情况，作者认为东汉前期人们对《诗》三体重视程度不一，呈现出“《雅》兴而《风》、《颂》衰”的发展趋势。《论衡》一书引《榖梁传》仅两条，引《公羊传》十七条，引《左传》五十二条，详细考察引文的内容及其语境之后，作者认为王充对《春秋》三传并无厚薄之分，其对三传的引用完全遵循“择其所需”的原则。《公羊》义理丰富，而《左传》史实详尽，故对二者引用较多，而《榖梁》乏二者之长，故较少引用。《论衡》一书大量引纬、化纬，这在书末附录《〈论衡〉征引纬书一览表》中有很好的展现。在详细考辨《论衡》一书引纬、化纬情况之后，作者指出，在东汉时期，谶纬，作为一种知识，已经深深渗透于士人的思想意识之中，王充多受谶纬影响自是情理之中的事。诸如此类结论，都是建立详实的文献考辨基础之上，因而颇让人信服。

    最后，该书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之上努力推陈出新，形成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见解。自上世纪初以来，国内外研究王充的著作、论文甚多，《王充经学思想研究》一书广泛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全书参考的研究文献多达百余种，其中港台文献多达数十余种。对于简帛、碑刻等文献亦多加参考和引用。在广泛继承的基础之上，作者努力创新，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充的多重性格，学者们虽有所论述，但往往点到为止，不够深入。在继承的基础之上，作者对王充极其自负与极其自卑、好辨争胜、固执偏激等性格的形成、具体表现以及对其思想、经学等的影响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将王充个性特征研究推向深入。

    在分析王充经学观时，作者从经学教育观、经传观、经学观、经学功用观等角度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对于一些颇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在认真辨析前人观点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新见。对于王充“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一事，学者们意见不一。作者在认真考察王充早年经历、班彪生平行迹以及汉代太学制度的基础上指出，“王充‘受业太学’和‘师事班彪’是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班彪未曾授业太学，王充在京师太学受业时，曾私师班彪，王充是班彪的私授弟子。对于王充的谶纬观，不少学者认为王充是反对谶纬的健将，而徐复观等人则持相反态度，认为王充附会谶纬。作者在详细考证《论衡》一书征书纬书情况之后指出，王充对谶纬持的态度是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一方面他将谶纬当作“知识”加以接受和引用，另一方面他又对谶纬的荒诞虚妄严加批判。与此同时，他不仅相信有关汉帝的荒诞不经的纬书政治神话，甚至大量引用，以之为汉朝、汉帝唱赞歌。

    对于王充经学归属的问题，学者们意见不一。在论述王充《五经》思想时，作者并没有机械地将王充经学归于古文派或今文派，而是就事论事，详细考辨其所引经传与今文、古文的异同。这不仅合于汉代今、古文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历史事实，也合于王充经学博采众说以及不断变化发展的实情。这些观点都言之有据、质实中肯，颇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