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人间佛教”直面重死重鬼、重智轻悲两大积习，既契佛陀之理，又契时代之机，在“人成佛即成”的理念之下，对症下药，现实重于玄谈，大众重于个人，社会重于山林，利他重于自利，倡导佛教的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提倡悲智双运的觉悟人生、奉献人生，激发出传统佛教关注世俗人生、服务普罗大众的正能量，有力推动了传统文化现代化。

    晚清民初，传统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文化亟待现代化。在此背景下，太虚（1889—1947）以其高度的历史文化自觉，揭橥“人间佛教”之帜，宣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现实”。经过数十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人间佛教”日益壮大，影响显著。有论者指出：“坚持人间佛教的发展道路，实现传统佛教向现代佛教的转变，成为自太虚以来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和共识。”“人间佛教”适应时代需求以推动传统佛教现代化，既包含生活层面、精神层面，也包括入世思想、出世思想，更兼具现代特色、传统特色，不仅成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成功个案。

    “契真理”与“协时机”

    太虚说的下面一段话，有助于我们切入“人间佛教”：

    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佛法虽亦容无我的个人解脱之小乘佛学，今以适应现代人生之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二义。大乘佛法，虽为令一切有情普皆成佛之究竟圆满法，然大乘法有圆渐、圆顿之别，今以适应重征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的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三义。

    “人间佛教”为何有此三义？盖因太虚清醒地意识到：“现代的人间之思想生活，虽各民族各有其特殊之处，然以世界交通之故，已成为普遍之世界文化者，则为三事：一、现实的人生化，二、证据的科学化，三、组织的群众化。”把世界当下的“机宜”与佛教永恒的“真理”相结合，既契机又契理，亦是佛教最基本的文化追求。太虚就说过：

    ——佛学有二大原则：一曰契真理，二曰协时机。非契真理则失佛学之体，非协时机则失佛学之用。

    ——时至今日，则须依于全般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世界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综合而整理之，故有“人生佛教”之集说。学佛法的人，读尽千经万论，若不深解人生佛教，也等于“买椟还珠”！

    “契真理”就是坚守不共世间、出离世间的佛陀本怀，“协时机”就是契合以人为本的时代机缘。两者要有机结合，又须了解传统佛教自明清、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危机。“人间佛教”的另一思想重镇印顺（1906—2005）一语破的：“上一代的逐渐过去，后起的青年们，除少数信仰神教外，大抵为非宗教的，或反宗教的唯物论者。真诚信佛法的，数量太少，这是近代中国佛教的大危机。”虔信佛法者数量太少，佛教越来越空洞化，缘由很多，但从佛教自身的缺陷看，“人间佛教”论者谈得较多的有两点：一是佛教徒太重死重鬼，几近不拿人生当回事；二是禅宗末流重智轻悲，几乎丧失佛教固有的悲悯情怀。“人间佛教”就是为了对治传统佛教这两大缺陷应运而生！

    “死鬼的佛教”与“人生的佛教”

    太虚指出：“向来之佛法，可分为‘死的佛教’与‘鬼的佛教’。向来学佛法的，以为只要死的时候死得好，同时也要死了之后好，这并非佛法的真义，不过是流布上的一种演变罢了。”他坚信：“如果发愿成佛，先须立志做人。”其《人生佛教开题》一文就先从“消极”的方面指出：正因人鬼皆为众生、死乃生之变化，所以与其重“死鬼”，不如重“人生”。若要死得好，先须生得好；若要做好鬼，先须做好人。“了解此生，作好此人，而了死了鬼亦自在其中，此所以对向来死鬼的佛教而讲人生的佛教也。”《人生佛教开题》又从“积极”的方面认为：“人即众生——轮回六道的为苦缚众生，二乘为超苦众生，菩萨为觉悟众生，佛陀为究竟众生。”“由扩大之积极意义，尤能由人生以通达一切众生法界，缘生无生、无生妙生之真义，此为据理发挥应机宣扬之人生佛教真义，学佛法者先应对此有正确认识。”

    在太虚看来，“人生佛教”（即“人间佛教”）的目的及效果，分为人生改善（现世过得好）、后世增胜（来世过得更好）、生死解脱（摆脱三界轮回）、法界圆明（证获无上菩提）四层面。“通常五乘中之人乘，即此中第一人生改善；天乘即通第二后世增胜；至于二乘，则综合前二加上生死解脱之第三种；大乘又可综合前三而加上第四法界圆明。”由于传统佛教向来重视后世增胜、生死解脱，即浅近的求后世增胜、高尚的求生死解脱，太虚强调：

    然今之所讲人生佛教，为对治向来偏重于如上二者，故特重于人生改善而直接法界圆明。换言之，今之人生佛教，侧重于人生之改善，特出者即能依之发菩提心而趣于大乘之佛果。即于此上，消极的则对治佛法向来之流弊；积极的则依人生之改善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此中自亦含摄后世胜进与生死解脱，故第二第三，亦即融摄其中。故人生佛教云者，即为综合全部佛法而适应时机之佛教也。

    太虚侧重人生改善一层，但人生如何改善呢？“要使我们的思想与佛的思想合一，要以五戒十善为根本。五戒是戒杀、盗、淫、妄、酒。十善是不杀、不盗、不淫（这是身三种）、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语、不绮语（这是口四种）、不贪、不瞋、不痴（这是意三种）。若能如此，再进而修习禅定，自然能对诸经典不要他人讲解，而能自己发明，而有真的智慧生起，渐渐证入佛的真理的境界。”太虚认为人生改善包括生活之改善、德行之改善、定心之改进、净慧之改进、净善之圆满五个依次上升的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才算是到达了佛学上人生进善的究竟，并且这个人就可以被称为佛了”。此亦“特重于人生改善而直接法界圆明”以及“人成佛即成”的注脚。

    我们要特别注意太虚笔下“消极”“积极”两个词的丰富意蕴：以人生的佛教对治死鬼的佛教，乃其消极一义；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由人生改善直达法界圆明，乃其积极一义。不破则不立，所以太虚指出：“故‘人生佛学’者，当暂置‘天’、‘鬼’等于不论。且从‘人生’求其完成以至于发达为超人生、超超人生，洗除一切近于‘天教’‘鬼教’等迷信；依现代的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为基，于此基础上建设趋向无上正遍觉之圆渐的大乘佛学。”协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之时机，契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之佛理，也正是太虚为“人间佛教”奠定的基调。

    “觉悟人生”与“奉献人生”

    “人间佛教”对禅宗评价极高。太虚就说过：“故此为中国佛学最特色的禅宗，实成了中国唐宋以来民族思想全部的根本精神。”“中华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欲构成住持佛法之新僧宝，当于律仪与教理之基础上，重振禅门宗风为根本。”尤为重要者，慧能（638—713）说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可谓“人间佛教”所由建立的源头活水。但是，“人间佛教”对禅宗末流重智轻悲则批评严厉。

    禅宗末流重智轻悲，跟“三教共轭”的传统思想格局密切相关。南宋孝宗（1127—1194）写的《原道辨》指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让儒者治理社会，让道者护养身体，让佛者净化心灵，各司其职，即是“三教共轭”。在此思想格局之下，“顿悟成佛”的禅宗修行路径发生畸变，禅宗末流重智轻悲，亦即仅求一己之灰身灭智，置大乘之普度众生于不顾。印顺指出：“中国虽素称大乘教区，而行持却倾向于小乘，急急的了生死，求禅悟（虚大师称之为：思想是大乘，行为是小乘），结果青年与佛教，愈隔愈远。”

    如何扭转重智轻悲的积弊，重新焕发大乘佛教的生机呢？太虚主张自他两利：“一切行为是害他的即是两害，一切行为是利他的即是两利。”“以不害他为消极的道德，以能利他为积极的道德。”印顺的《自利与利他》一文指出：

    净化身心，扩展德性，从彻悟中得自利的解脱自在，本为佛弟子的共同目标。声闻道与菩萨道的差别，只在重于自利，或者重于利他，从利他中完成自利。声闻不是不能利他的，也还是住持佛法，利乐人天，度脱众生，不过重于解脱的己利。在未得解脱以前，厌离心太深，不大修利他的功德。证悟以后，也不过随缘行化而已。而菩萨，在解脱自利以前，着重于慈悲的利他。所以说：“未能自度先度人，菩萨于此初发心”。证悟以后，更是救济度脱无量众生。所以声闻乘的主机，是重智证的。菩萨乘的主机，是重悲济的。

    太虚、印顺申论自他两利，旨在对治深陷于小乘自利的重智轻悲，以达成解脱道与菩萨道的悲智双运，尤其是阐扬“未能自度先度人”的大乘菩萨精神。赵朴初（1907—2000）指出：“‘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是五戒、十善和六度、四摄，前者着重在净自己的身心，后者着重在利益社会人群。”但是，有论者认为：“如果说明清以来禅宗末流走上重智轻悲歧途从而激发太虚这样有识之士的反思，人间佛教之旗帜由此揭起的话，那么，当代人间佛教的推展所出现的重悲轻智之态势，便不能不引起教界内外明眼人之省察。”言外之意，从声闻乘重智证、菩萨乘重悲济看，“人间佛教”运动亦存有重悲轻智的不足。

    怎样才能做到悲智双运？20世纪90年代以来，净慧法师（1933—）力倡“生活禅”，试图进一步发展“人间佛教”：

    ——佛法不离世间法，佛法的任务就是要净化世间法、提升世间法、超越世间法。同样，禅修也绝不能离开世间法，绝不能离开生活。离开了生活、离开了世间法，禅修的断、证——禅修要断什么证什么便成了无的放矢、空中楼阁，没有一个着落之处。所以我们要深刻地认识，佛教要适应当前的社会，要适应当前大众学佛修行的需要，佛教要契理契机地弘法、利益众生，必须要调整我们的步伐，大力提倡人间佛教，提倡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的生活禅。

    ——无论是佛教所要达到的目标，还是社会所要实现的理念，都是要在“觉悟人生”的前提下，完善、提高、优化我们每个人的自身素质；在“奉献人生”的心态中，布施、奉献、感恩，和谐自他关系。觉悟包括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个方面。自觉是声闻，自觉觉他是菩萨，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就是成佛。所以“觉悟人生”，三觉的精神全在此。奉献人生就是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众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就是奉献人生的精神，就是菩萨精神。成佛做什么？成菩萨做什么？就是做这件事。因此说，生活禅的理念，是整个佛教的精神所在。

    套用太虚常说的“消极”“积极”二词，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的生活禅，是消极的“人间佛教”；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生活禅，是积极的“人间佛教”。积极一义实际上就是悲智双运：觉悟人生，自觉觉他，大智大慧；奉献人生，自度度他，大慈大悲。其间，净慧以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诠释“觉悟人生”，正是为了克服“人间佛教”存有的重悲轻智之不足。

    综上所述，“人间佛教”直面重死重鬼、重智轻悲两大积习，既契佛陀之理，又契时代之机，在“人成佛即成”的理念之下，对症下药，现实重于玄谈，大众重于个人，社会重于山林，利他重于自利，倡导佛教的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提倡悲智双运的觉悟人生、奉献人生，激发出传统佛教关注世俗人生、服务普罗大众的正能量，有力推动了传统文化现代化。星云（1927—）指出：“人间佛教是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的道、每一个人的理；人间佛教是佛陀的本怀，是每一个人生命的净化、升华，凡能圆满涅槃之道的教示，都是人间佛教。”净慧认为：“佛法、禅以直面人生的态度，要求我们在生存中安身立命，在生活中明心见性，在生死中了生脱死。解决了人生三大问题的人就是人格完善的人，就是大彻大悟的人，就是成佛作祖的人。”现实安顿、理想超越的人生问题永在，“人间佛教”仍在不断前行，它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示范作用同样是生生不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