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李希凡的苦乐悲欢

    做“红学”研究，绕不开李希凡这个名字。李希凡因“小人物”称谓而闻名，这个称谓是毛泽东赋予的。在作为被钦点的“小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李希凡的自传是从演绎一个贫寒少年如何挣扎求存开始的。

    李希凡，原名李锡范。20世纪20年代出生于原河北通县（现为北京市通州区）武定庵胡同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兄弟姊妹六人。其父李炳文本是饱学之士，曾做过天津北洋大学校长的英文秘书和北京甘石桥邮政分局的局长。可惜好景不长，父亲终因参加全国邮电工人大罢工而告老还乡，他也品尝了“从小康坠入困顿”的落寞，从14岁开始，先后当过洋服店的学徒、印刷厂的童工，经常食不果腹。在饥饿与失学的“求生苦旅”中，终于联系上了久无音讯的大哥、大姐。20岁开始，他寄居在山东大姐家，大姐夫赵纪彬当时是山东大学文史系教授。在姐姐家，他的任务是早晚接送外甥上下学，晚上为姐夫赵纪彬做笔录，由此开始接触“学术”。不久经赵纪彬引荐，在山东大学文史系当旁听生，聆听了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如杨向奎、王仲荦、萧涤非、冯沅君、陆侃如等先生的教诲。后经华东大学干部培训班、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李希凡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接受了系统的培训、教育，并凭借勤奋与天赋，进入“学术殿堂”。他的理想，本是做一个像姐夫赵纪彬那样的学者。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奇迹发生在1954年。他与同学蓝翎合作，在《文史哲》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重视，称“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很快，《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了袁水拍的文章《可贵的第一枪》，文艺界的“大人物”郭沫若、茅盾、周扬都相继出场。从最初的一场普通学术论争，到文化界、思想界对俞平伯、胡适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再到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对胡风思想的批判，这是李希凡和蓝翎这两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所始料未及的。虽然对这场“批判运动”至今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作为这场运动的当事人和亲历者，五十余年后回望这段历史，李希凡仍然认为，在1954年那样的思想文化环境里，清理和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是必要的，是毛泽东从建国前后就十分重视的反对历史唯心主义斗争的继续。1954年的红学论争，不仅是红学史上的大事件，同时也是党史上的大事件。就是这一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事件，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由此，李希凡也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1954年即当选全国第二届政协最年轻的委员；1955年出席第一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奖章；同年6月，作为新闻界代表，出席国际青年联欢节，出访东欧和苏联……在以后的特殊年代里，作为《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员的李希凡更是意气风发，激扬文字，成为大大小小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甚至受到明星般的追捧，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才女程海果，就以林希翎为笔名，意即“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中各取一字……

    《往事回眸》不只是李希凡有关红学研究的回眸，而是李希凡对自己八十余年生命的回眸，是他八十余年坎坷人生的自述传和心灵史。作为曾经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其卑微的生命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被不可知的命运所牵引，一系列的偶然与必然构成的身不由己，真实地展现了那个荒诞岁月中的人生浮沉，也折射出当代中国某些不可磨灭的历史潮流的发展印迹，实为当代红学史甚至党史存留了一份不可多得的鲜活资料，堪为那段特定历史之存照。

    当然，作为一本自传，该书不可避免地带有较浓烈的个人色彩。作者一生的苦乐悲欢，打上了时代的深深烙印。作者自称“毛派”，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当不难理解。毕竟由于毛泽东的“钦点”和特别关怀，他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多姿多彩的人生。本来，他给自己设计的人生定位是做一名研究型学者。1954年秋，他给当时的文化部长周扬写信，表达自己研究生毕业后想去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周扬转达毛泽东的意见表示反对，因为毛泽东认为“那不是战斗的岗位”。于是，从1955年至1986年，他就一直在《人民日报》文艺评论部“战斗”不止，发表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如对“文革”前十七年的优秀长篇小说《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红岩》、《苦菜花》、《欧阳海之歌》等，均发表了颇有影响的评论文章。此外，他还写了不少戏剧电影评论。如对历史剧问题、鬼剧问题、《琵琶记》与封建道德问题、杨家将与《四郎探母》问题、戏剧的推陈出新问题等，都发表过颇有见地的探讨文章。他自称“好战分子”，“什么讨论都想插一嘴”，并且承认曾写过“过火”的批评文章，“运动”中也曾错误地批判过一些好同志，同时他个人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作为历次大大小小政治运动的亲历者，虽然过往的论争似乎已有了一些历史结论，但当事人从个人视角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描述，还是颇值得玩味的。尤其是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褒贬，虽难免不从个人情感出发，但总体上是公允、平和的，反思是理性的。“文革”中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作者也能以客观、平实的文字予以记录，体现了知识分子自知、自省与自信的精神。正因为从独特视角来回眸历史，才更凸显出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时代悲剧中与众不同的个人记忆。如作者与蓝翎的合作以及后来的是非恩怨；毛泽东、周恩来对作者的特别关怀；江青对作者的“赏识”以及作者的“不识抬举”；“四人帮”对作者的拉拢；文艺界一些“大人物”在历次文艺运动、文化论争中的沉浮；《人民日报》一些重要社论出台的内幕等，都是书中精彩的看点，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令人感佩。

    往事并不如烟。在历史沉寂几十年之后，发生了王学典与李希凡关于“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的“论战”。李希凡认为，有人旧事重提，罔顾事实，“来者不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应李希凡要求，在该书末尾增加“附录”，收录他与王的“论战”文章。这样也好，越争论，也许越能还原历史真相，对读者而言，越有启迪和借鉴的意义。是非曲直摆上台面，读者自有明辨的能力。（梁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