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综合创新”说到“马魂、中体、西用”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张岱年就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的思想，并强调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综合。在1991年10月张岱年给方克立的信中表示，希望他大力宣传综合创新论。而在此之前的1990年一次谈话中，方克立就把这一理论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成为“综合创新”说最为经典的概括，引起各派思潮的关注。可是，2006年在给纪念张岱年逝世二周年的长沙会议的贺信中，方克立又提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一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学界既有赞成者，也有质疑者和追问者，还有人认为是某种倒退。

    追问、批评和质疑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综合创新”说和“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关系如何？第二，魂、体、用三者的关系如何？第三，“马魂、中体、西用”论中的“中体西用”和晚清“中体西用”论的关系如何？

    关于第一个问题，方克立说：“这两个提法都是在思考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方针时提出来的，但它们针对的是不同的具体问题，回答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就其精神实质来说应该是相通的，或许还能互相补充。”（《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255页）

    “综合创新”说处理的是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马魂、中体、西用”论处理的是中、西、马三大学术潮流之间的关系。二者处理的对象具有较大的重合面，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之处不在于这个对象上的区别，而是在于不同表述导致的思想倾向的差异。这一差异表现于两点：一是“综合创新”说中有清晰的批判意识，这在后者中是没有的；二是后者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这在前者的表述中并没有直接出现。我们当然明白，如果对这两者进行更为详细的说明，这两点差异也可以通过解释而消失。但是，简明表达蕴含的倾向性所导致的影响还是不能完全忽略的，或者说有必要予以现实性的关注。大约正是基于这三点差异，方克立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这两种表述的共通性更值得我们玩味，那就是“综合创新”四个字。这是一个更具解释力的说法，就连杜维明这样的儒学复兴论者也是赞成的，其中体现的视野和境界是相当到位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方克立明确承认“马魂、中体、西用”论的“魂”、“体”、“用”三元模式是自己做的一个变通，其关键之处是将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区分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体用范畴的两种涵义综合起来，来说明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各自的价值与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第314页），其弱点是“还没有形成为一个有很强的解释力、有相当的普适性、为大家所认可的经典模式（第254页）。不过，他又从哲学史中找到了类似自己这种用法的一些语言结构。比如王夫之说过：“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周易外传》卷五）

    在我看来，如果在严格的古文献意义上，“魂”、“体”、“用”三元结构的使用当然没有先例。但在今天我们也没有必要过于拘泥于古人的用法，何况古人的用法也不一致、也不一定完全合理。从词义明确、指向清晰的角度来看，这个三元结构无疑是成立的，至少现代人完全知道其所指内容。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要充分理解简单表达的局限性，对此方克立已经多次谈到。简单表达主要是为了突出思想的倾向性，也正因此它可能忽略事物客观过程和现实操作的复杂性，尽管这种忽略是必要的。在具体的文化工作中，在相当多的时候，马、中、西皆可为魂、皆可为体、皆可为用，或者说魂中马、中、西兼具，体用亦然。当然也有魂/体/用中有一无二、有二无一的情况，而这要看具体的场合和条件。在此，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旗帜性语言表达的必要性，另一个方面又理解到真实过程的复杂性，这样才更为全面和辩证。

    关于第三个问题，方克立清醒认识到中国现代史上诸多学者对晚清“中体西用”论的批判力度，但他认为它“批而不倒、影响犹存”的现象值得思考。他指出晚清国人提出“中体西用”的“本意是要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的封建旧文化，但是它作为一个处理中西（外）文化关系的思想模式提出来，除了这种特定意涵之外，还包含着肯定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意义。就作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中国文化与被接受的外来文化的关系来说，这个命题是可以成立的。”（第316页）

    “马魂、中体、西用”论正是在否定了晚清“中体西用”论的保守意涵的前提下，而突出地强调了其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义。在此，方克立并不否定自己对晚清“中体西用”论的继承，但“马魂”的存在又远远超出晚清之论而具备了时代意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晚清的“中体西用”论到后来对它的批判再到今天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论，可以视作是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历史过程，而这正好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在思想史上的映照。

    以上三个问题反映了方克立对我国文化发展战略进行思考的深广度和严谨性。而从“综合创新”说到“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发展过程则反映了他勇于进取、力求突破的探索精神。值得关注的是，从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到张、方二先生在八九十年代提出“综合创新”说，再到方克立近年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综合”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原则和思想线索。今天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理念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现代通讯、交通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几大文明传统及其知识系统进行了直接的对撞和冲突，传统时代那样的“独居一域”、“闭关锁国”永远不再可能。作为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和文明责任的知识者必须对扑面而来的诸多生命体验系统和知识系统进行理论处理，处理的方式只能是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对它们进行排列组合、吸收融汇。实际上这正是百余年来我国文化工作者、科技工作者从事的工作，用“综合”一词标出这一世纪性的历史潮流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同时也具有针对未来走向的指导功能。在“综合”的基础上，“创新”是一个自然而然会出现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有个孰轻孰重的问题，更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创新意识和创新操作，而是说二者之间也是一个融通为一的关系。（刘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