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到大洋彼岸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中国女作家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1月17日由兰登书屋旗下的哈维尔·塞克书局出版。

    英译本更名为《一弦残月》（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平装本将于3月26日上市。

    英国《金融时报》1月18日刊发《亚洲文学评论》编辑凯丽·福尔克纳（Kelly Falconer）的书评，称《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位具有罕见才华的作家对鄂温克人恰如其分的致敬。”

    在该书译者徐穆实（Bruce Humes）看来，《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有语言和叙事上的瑕疵，但是，“迟子建做到了一件很惊人的事情，”徐先生告诉读书报，“她让我觉得，鄂温克族在 20 世纪的悲惨命运，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发生在我面前。”

    在名为《从山峦到海洋》的跋中，迟女士更直接地表达了伐木业带来的伤害。“受害最大的，是生活在山林中的游猎民族，具体点说，就是那支被我们称为最后一个游猎民族的，以放养驯鹿为生的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她说，“后来我才知道，当汉族人还没有来到大兴安岭的时候，他们就繁衍生息在那片冻土上了。”

    福尔克纳在书评中指出，作者的跋包含了更多有用的背景，不幸的是英文版没有收入，但读者可在徐穆实的个人网站上找到这部分全文。

    作为“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 ，《额尔古纳河右岸》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于2005年，三年后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英商哈维尔·塞克的前身塞克·瓦堡书局是乔治·奥威尔的出版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动物庄园》（1943）和《一九八四》（1949）皆在该社名下出版。

    从上周五到本周一，徐先生用汉语接受了读书报记者的书面专访。全文如下：

    读书报：为什么使用现在这个英译书名，而不是原书名《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直译？

    徐穆实：首先要明白一个事实：书名一般由出版方来定，译者甚至原作家的想法只是建议罢了。要知道，外文版权是外国出版社拥有的，当然是他们说了算。

    我的建议本来是直译：The Right Bank of the Argun。这书名不仅忠实原作，也方便引起西方读者的好奇心。因为用“右岸”表达河流的方位有点莫名其妙，西方读者习惯用东南西北来表达。就算西方读者不知道这条河是几百年以来中俄边境的界线，单凭这种奇特的表达方式，也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心。

    但英格兰的出版人被早些出版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意大利译文的书名Ultimo quarto di luna所吸引，就把它译成英文的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出版人丽兹·福利（Liz Foley）没有向我说明更具体的理由。

    读书报：你为什么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或描写少数民族的）文学感兴趣？它对整个中国文学、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徐穆实：虽然我大学本科主修的是远东系，但我读得最多、花最多精力的是人类学课程。

    离开家乡三十多年，我一直感兴趣的是，不同民族如何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不可抵抗的潮流。为了研究这些现象，我断断续续地离开中国去做实地观察，曾在巴黎、伊斯坦布尔、圣彼得堡和札幌呆过，短期内认真地学习外语，想办法跟当地家庭一起生活，尽量体验。

    大概三年前，我推出了个人博客：“中国的民族文学”（Ethnic ChinaLit: Writing by & about non-Han Peoples of China）。

    我开通博客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提高中国现象的透明度。全世界媒体都在滋长一种莫名的中国神秘论，许多撰稿人——包括中国的作者——喜欢把中国社会当黑盒子看待。对此我一点都不买账：我觉得这是误导人的。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博客，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文化、文学与人生观。

    我开通博客的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更抽象，是想对所谓“他者”概念进行探讨。一般中国的读者对这说法会感到陌生，但它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圈子是很流行的。

    无论中国政府所施行的政策、中文媒体的报道、国内的历史课本，还是学者的学术著作，大都充满着一种很浓的“内外有别”的思维。虽然 1949 以来中国不再被外国侵略，剥削和欺负，但是政府监管的媒体一直强调“我们中国人” 和“外国人”如何不一样，甚至会蒙受他们不平等的对待。

    其实，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在世界大部分部落、社会和国家很普遍。但是比较少的中国人会意识到：除了“老外”之类的他者，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他者：非汉族的民族。虽然在中国的某些边境地带，一些原住民的人数并不占少数，但在汉族为主的今日中国，习惯上他们仍被称为“少数民族”。

    通过我的博客，我希望探讨的话题有：中国主流社会怎么看待它内在的“少数”？非汉族作家通过强势语言——汉语——如何定位自己的文化、讲自己民族的故事？汉族通过虚构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他者？

    1958 年，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说过：“直到现在，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实际不过是中国汉语文学史，不过是汉族文学再加上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出的文学的历史。”最近，学者李晓峰在其《不在场的在场》一文中声明，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改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如此牢固？

    读书报：为什么选择迟女士的这本小说？它的翻译用了多长时间？（我猜它当然比你此前的另一本译作《上海宝贝》更费时费力，这从你的网站上那份《汉字背后的鄂温克地名》［Evenki Place Names behind the Hànzì］就可以看得出来。）

    徐穆实：因为书里的故事感动了我。第一次阅读是这样，每一次阅读都是这样，我前后共读了四到五次。

    我的中文阅读速度特慢，啃一本小说，断断续续得要一个多月。我经常买新出的小说，但十本中最多只看完一本，大部分时候看了头二十页就丢开。有时候是因为不欣赏其文笔，有时候是因为实在搞不懂故事情节，但是关键的原因更简单：看不进去。感觉作家的故事不是“发自内心”，就不愿意浪费时间！

    其实对我来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并不是一本完美的著作。里面的词汇有时粗糙，重复，实在令人不耐烦，明显缺乏专业编辑的润色；叙述者的某些说法、想法，不符合我这个读者对鄂温克族原有的印象；作者也喜欢在重大事情发生前提供预告——这恶习剥夺了我不少乐趣。

    但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故事抓住了我的心，让我不得不看。迟子建做到了一件很惊人的事情：她让我觉得，鄂温克族在 20 世纪的悲惨命运，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发生在我面前。他们遗憾的下场不仅是因为外人掠夺了他们珍惜的森林，妨碍了他们自由地跟驯鹿转场，剥夺了他们用枪打猎的权利，还因为他们自己多年孤立的生活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习俗和心态——例如酗酒——使得他们必须面对现代化的、都市化的生活挑战的时候，无法顺利地适应。

    读书报：到目前为止，《上海宝贝》销量怎样？ 《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的首印数是多少？

    徐穆实：关于《上海宝贝》的销量，英文《中国日报》报道高达 30万本，但我本人不确定。对于刚登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我目前更无法知道。要提醒大家的是，一本书的销量跟它的影响力不见得有啥关系。

    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上海宝贝》影响了一大批到亚洲做生意或学习的西方人。很多很多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新加坡人、华侨——在不知道我就是译者之前，都曾亲口告诉我，他们看过这本书。许多国际空港，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的书店至今有卖。

    另外一种证明是，我的译作成为了其他版本译作的“原文”。今年夏天，荷兰文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将由House of Book出版。译者要翻译我的英文译文，而不是翻译中文的原文。

    读书报：莫言不久前获得的诺贝尔奖，对这本书以及整个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影响有没有具体的帮助？

    徐穆实：2013到2014 年一定会看到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许多外语，特别是英文和法文。莫言得奖，当然会带动不少销售。

    其实早在 2009 年，中国就成为了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主宾国。当时是欧洲出版商、经纪人和所谓的采购编辑首次直接接触到中国的同仁和作家。大家一起搞促销、开座谈会、喝酒、进餐、聊天，面对面的沟通让各自的偏见减少了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在那时就开始受到国际出版界的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