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酒今品话变迁

    文友一默给我电脑里下载了《北洋画报》影印件，缺失不全，我还是如逢故友。不由想起二十年前在烟台道古籍书店，我与文友李鹏（后来叫龙一）几经犹豫，终因囊中羞涩与之失之交臂。如今得到影印件，打开电脑即可浏览，不亦快哉。

    《北洋画报》1926年7月7日在天津创刊，由奉系军阀资助出版，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先后出版1587期，副刊20期。由冯武越、谭北林所办，吴尘秋主编。初为周刊，继改为三日刊，最终为隔日刊，内容包括时事新闻、社会活动、人物、戏剧、电影、风景名胜以及诗文书画，其宗旨“传播时事、提倡艺术、灌输知识，”该刊对研究现代史尤其“九·一八”事变至抗战爆发的华北政局有着参考价值。

    打开电脑，信手翻阅1927的《北洋画报》，我有意查看几则广告，一则是中央汽车公司的，地址天津法租界中街67号，电话南局：377。再者是推销唱片的天津百代公司，地址天津法租界中街44号，电话南局：2329。还有天津农工银行的广告，注明电话号码：2116。

    看来，那时天津市电话号码已经出现四位数。这是公元1927年。转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政府终结，国民政府统一中国。这是距今八十多年的事情了。我却怀着阅读时事的心情，阅读着历史。

    俄国作家纳博科夫回忆录《说吧，记忆》里，附有莫斯科大街照片，他家窗台临街的房间正是后来他的居室。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谈起看到这幅照片时的心情。他认为看到自己出生前的景物跟看到自己去世后的景物相比，其性质是一样的。因为当时自己都不在世，颇有虚空无常之感。

    我读《北洋画报》与纳博科夫感受有所不同，尽管当时我尚未出世，还是觉得自己活在当下——1927年。比如，我对百代公司的唱片并不陌生，我听过它灌制的小蘑菇相声《龙凤呈祥》《化子拾金》、谭鑫培京戏《定军山》《摘缨会》，还有江南丝竹乐。如今居住我楼上的那位独身女士，正是百代公司经理的后人。

    我翻阅到1937年《北洋画报》，还是注意到广告。一则是步峰医院，地址天津日租界松岛街与荣街交口，还注明李步峰乃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

    广告里的日租界松岛街正是如今的哈密道，那里是我的出生地。我读小学的学校也坐落在旧日租界。因此我留意到步峰医院电话号码是2局1222。

    另一则广告是国生美术部，地址在天津法租界马家口。这地方更引发我的兴趣。上世纪80年代我在天津市第一机械工业局工作，地址为锦州道4号。那里正是当年海河边的“马家口”——这个被时光湮灭的地名。

    我读初中的学校也坐落在旧法租界，就是当时的圣若瑟学校。于是我看到国生美术部的电话是2局3451。由此看来，从1927年的电话号码四位数，到1937年的五位数，天津市电话号码升位，至少用了10年时光。

    我动了好奇心，不由回忆起自幼印象里的“天津市电话号码升位史”。

    我记得“文革”年间，我住家附近的公用电话号码是2局5594，安装在刘氏水铺，他家孩子乳名“小罗”。少年时代的记忆坚若钻石，这个号码不会记错的。如此说来，天津市电话号码1937年是五位，到了1970年仍然是五位。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中华民国到日伪政权，从日伪政权再到中华民国，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多年过去了，天津市电话号码位数，没有发生丝毫变化。从数位意义讲，这是凝固的三十多年。

    我进而回忆起自家电话号码的“升位史”。我是布衣百姓，从来不曾拥有公家安装的电话。记得安装首部家庭电话是1989年底，好像花了八百块钱，号码是7111XX，六位数。后来搬家移机，号码改为3662XX，还是六位数。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家号码升位为7位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确实有了高速发展。从电话号码“升位”即可看出，从1937年到1970年间天津市三十多年电话数位不变。从“五升六”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六升七”，清晰地印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

    旧报新闻。这就是我翻阅天津《北洋画报》的心得。我想，徜徉在这座城市的历史生活里，今后可能还会遇到“新鲜事物”，从而引发更多感受。我不敢说这是朝花夕拾，也算是陈酒今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