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吴宗济

    五年前一个秋天的上午，我去社科院语言所采访吴宗济先生。那天吴先生一身休闲打扮：驼色夹克、墨绿色粗条绒裤子、高帮耐克鞋。吴先生在我的采访本上留下电子信箱、住址、电话，随后娓娓而谈达两个多小时。一如常例，吴先生先从自己的身世说起。

    吴先生的家庭背景有些说头。他生于1909年4月，祖籍浙江吴兴，父亲吴永曾任怀来县令。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年，慈禧太后携光绪帝狼狈西逃，吴永在“迎驾”中深得慈禧赏识，从七品县官一跃至四品大员，被委以“粮台会办”，随慈禧西行。据说途中君臣多有召对，如话家常。吴永晚年据此写了本一时洛阳纸贵的《庚子西狩丛谈》。吴永的第一个夫人是曾国藩的孙女、曾纪泽的女儿，早逝；第三个夫人是盛宣怀的堂妹，也即吴先生的生母。吴先生出生时，父亲正在山东济宁当道员，因此得名“宗济”。而吴先生的叔祖吴鼎昌，乃大名鼎鼎的民国要员，吴先生就是在他办的北京达成学校念的中学。  

    吴先生因如此家庭背景而有一个良好的教育背景。他自幼由母亲启蒙，6岁入私塾，13岁到上海随舅舅(盛宣怀堂弟)读书。从达成学校毕业后，在南开预科念了一年，他就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提早考进清华。一入清华，吴先生就有点乱了套，先学市政工程，一年后该系停办，改读化学，又过一年因病休学，病愈复学后，因学数学吃力，再转到中国文学系，成为赵元任、罗常培、王力等名师的学生。吴先生说，他1928年入清华，六年才毕业。除去病休，在清华园待了四年半，念了三个跨度极大的专业，比钱锺书、万家宝(曹禺)早一年进校，却晚一年毕业。 

    毕业后，吴先生仍未逃脱这种跳来跳去的境遇。他先留校当了一阵子“出版事务所”的编辑，后考取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助理员，给赵元任当学术助手。“七七事变”后，史语所从南京迁往昆明。赵元任于1938年离国赴美，吴先生在1940年也离开了史语所和学术圈。此后十来年，离乱之间，为饭碗计，他走南闯北，干了三四种与学问无关的差事，直到1956年被罗常培点名调到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才算“归队”，此时他已47岁，按常理，大半辈子都过去了。吴先生说，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干过几种别的行当，虽说耽误了不少光阴，但也扩展了眼界，对后来从事科研实验不无益处。  

    吴先生在语言所一干就是50年，没再挪窝。语言是生动和丰富的，但研究语言则无比枯燥，吴先生所从事的语音学研究，近于理工学科，天天和仪器打交道，常人更不易弄明白。70岁后，吴先生进入一个“重整旗鼓”时期，开始专攻声调研究，在声学实验的基础上，着重从语言学角度来分析语音，揭示语音——特别是普通话语音的生理、物理特性，为语言学研究及言语工程(如通讯工程等)，提供必要的数据和规则。同时他还提出了自己对普通话语音变量的理论和规则，对探索我国自己的实验语音学理论作出了贡献。这些听上去云山雾罩的术语，其实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996年，87岁的吴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了中国科技大学一位搞语音处理的教授，对方对吴先生说，只有你能解决我们的课题。吴先生自此开始新的探索，被中国科技大学聘为“国家863规划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中央研究院高级顾问”。吴先生说，那些年，他每月都去一趟合肥，带了几届博士生，把自己多年研究的语音学理论应用到计算机之中。在吴先生九五华诞的庆祝会上，迅飞公司董事长（吴先生的博士生）当场播放了一段用计算机人工合成的称赞吴先生的话，并向在场专家学者宣布，经国家有关专家评比鉴定，他们所在的“国家863规划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中央研究院”承担的合成语言技术，在吴先生的帮助下，已经取得了国内第一名的水平。这成果也是惠及大众的，说白了，就是让机器像人那样说话，例如我们如今在银行排队坐等时的叫号声等等，应该就与吴先生的贡献不无关系。

    吴先生年近九旬，尚有宏远的学术规划。他曾告诉我，他的目标之一，是用现代科学手段刷新对传统“音韵学”的阐释，探索汉语自然语音的活动规律与传统的中国其他领域的思维活动的相关性。他的另一个目标，是向进一步提高普通话语音的合成自然度进军，就是让机器“说”出的话，更加自然地表达人的喜怒哀乐和疑问……

    采访吴先生，主题是语音学研究，而他的生活习性，也自然不能不问。吴先生说，他并不刻意追求健康，基本不为“锻炼”而锻炼；饮食上也不过求清淡，鱼肉蔬菜取得平均就行，在我的追问下，他说，平时吃芹菜多一些；吴先生好酒，一天两顿，烈性酒不喝了，他用手中的纸杯估量着:“中午喝半杯‘张裕’的白兰地，晚上喝两杯‘古越龙山’的绍酒。” 

    吴先生本是个病秧子，一岁时患“百日咳”，青少年时期得过不少大病，如肺结核、猩红热等等，并一度为神经衰弱所折磨，一天到晚离不开药，曾请名医萧龙友给看病开方，他也因此一直很信中医。进语言所后，他还大病过一场。50岁以前，基本上属于药罐子一类，感冒发烧是家常便饭。经历过干校的磨炼，年纪大了，身体反倒好了起来。吴先生笑着说:这是“摔打出来的”。 说到健康，吴宗济把健康专家挂在嘴边上的一个词——“养生之道”，改了一个字，成为“养心之道”，他说:如果问的是“养身之道”，也改一字为“适身之道”，即“随遇而安”。

    采访中，不断有人进来，或问候，或传递他人的问候，或请吴先生出席某个学术活动，致采访时断时续，但吴先生的思路始终清晰连贯，没有被打断过。采访后没几天，我接到吴先生电话，说是要寄一些材料给我，隔日，就收到了他用特快专递寄来的一大包资料，这也可见吴先生的行事效率之高。

    如今百岁老人一天天多了起来，但以吴先生如此岁数，仍然生活自理，仍然每天在电脑前伏案工作五六小时，仍然每周独自到单位上一天班，仍然在为社会实打实地作出贡献，仍然有长远的学术规划，就难得一见了。吴先生是2010年夏天过世的。他的一生并不显赫，远不如他前后的一些同学，但对那些四五十岁就开始在心态上退居二线，张口闭口“混几年退休”的人来说，吴先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一种人生境界，以及一个民族走向强势的精神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