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打鼓的沈从文

    合上《沈从文家事》，便会看到一个在时光隧道里叹息的老人，他的那些可以抚摸的才华，被一个时代给毁灭了。我似乎听到他打鼓的声音，慢慢地，轻柔地传过来，一如他在路上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一样，柔软，有音乐感。

    看《沈从文家事》，欢喜的情节不多，多是难过。

    看到沈从文没有房子住，难过，看到他被下放，难过，看到他的情书丢失，难过。

    有一个细节，是有关想念的，大约是1928年4月左右，沈从文到了昆明，想让张兆和也南下团聚，可是书信再三，张兆和均不动身。沈从文很无助，甚至怀疑张兆和有了外遇。最后，万般无奈的沈从文给只有四岁的沈龙朱写了一封长信。张兆和这才动身。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恋爱，曾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文坛佳话。那些动人的细节不知打动了多少后世的读者。然而，翻阅这册《沈从文家事》，可以推测出，从1950年开始，有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沈从文和张兆和基本处于分居状态，而原因竟然是房子太小，住不下，沈从文不得不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因为郭沫若的一篇批评文字，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作家”，郭沫若在文章里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种类似于政治压迫的文字，对于性格内向的沈从文来说，无疑是一次公开的宣判。患了抑郁症的沈从文曾割腕自杀过，但被沈龙朱及时发现而未遂。

    沈从文的“思想落后”给两个儿子都带来了麻烦。1949年夏天，沈虎雏考了北京四中，老师都知道他是沈从文的儿子，常常问他，你父亲最近好吗？你父亲是辞职还是被北大解聘的呢？

    沈虎雏在这种异样的氛围内觉得很压抑，回到家里也决定帮助父亲好好改造。他想让沈从文和人民大众融入到一起，所以，想教父亲学扭秧歌。沈从文便说：“我不扭，我给他们打鼓。”

    当时沈虎雏正在学校的一个锣鼓队打鼓，所以马上给沈从文找到了一面鼓。他本来以为沈从文会敲出和他一样的千军万马壮烈拼杀的节奏来，哪知，沈从文敲鼓的节奏飘忽轻柔，让沈虎雏很意外。于是他对沈从文说：“爸，你的确会打鼓。可你的调子与众不同。秧歌要用固定的锣鼓节奏，才能把大家指挥好，扭得整齐一致。你这么自由变化，人家一定不允许。”

    沈从文答：“休息的时候我才打一会儿，他们承认我会打鼓。”

    就这样，在三十年代靠写作在北京闯出了一个传奇的沈从文被生活改造成了一个打鼓的闲人。他不再写作，从1950年始，他几乎没有再写一篇小说。

    然而，打鼓并不能保证他的人生从此安静。1969年秋，张兆和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当时沈从文因为身体不好，可以不下乡。因为毛泽东在通知里这样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

    可是张兆和刚下乡不久，林彪又下发了一号令：疏散老弱病残，让他们投亲靠友去。于是，沈从文的下放路开始了。

    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说：“我往何处去？大是问题。因来京已五十年，真正老家应在此地。凤凰去不成，苏州是比较可去处，你生长地总比较熟悉，一二年后你可回来，但是否得再疏散，是否有住处？其他地方无一亲戚朋友可以投靠。”

    然而，等到沈从文在儿子龙朱的护送下，费尽了曲折赶到湖北咸宁时，才发现，根本没有他住宿的地方。

    很快，沈从文被分配了工作，是搬个小凳子去菜园里做看守，主要工作是驱赶来偷吃的大小猪。住处呢，十分值得在信里说说，他在给张兆和的信里这样写道：“这里房子越来越湿，雨中有时得用四个大小盆子承接，恰好正有四个旧破盆带来，却想不到正得用……”

    这个在1949以后一直处于被改造状态的著名作家，在北京有二十年的时间和张兆和分居两处。直到1979年才解决住处。

    《沈从文家事》，一本直白阐述沈从文饮食生活与惨淡晚年的书。

    你愈是喜欢沈从文，那么，阅读此书，你便会愈难过。

    合上书，便会看到一个在时光隧道里叹息的老人，他的那些可以抚摸的才华，被一个时代给毁灭了。我似乎听到他打鼓的声音，慢慢地，轻柔地传过来，一如他在路上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一样，柔软，有音乐感。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