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未必是事实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第十九章讲述40年代新市民小说时，提到了引进外国通俗小说模式的徐訏有过的一段文学佳话：“有一段‘佳话’倒可以证明徐訏在国外也读中国通俗小说。他在外国饭店里偶遇钮先铭将军，钮将军是张恨水写的《大江东去》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当时，徐訏正在读张恨水写的《大江东去》，而钮将军正在读徐訏的《风萧萧》。”（第556页）

    范伯群先生的高足吴义勤在其与王素霞合著的《我心彷徨——徐訏传》（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1月版）一书在讲到徐訏1936年到1937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读书时的生活情形时，也提到了这段文学佳话，徐訏与钮先铭的相识过程被描述得格外生动，非常富有传奇色彩：

    在巴黎游学时期，徐訏与纽先铭将军的相识、相交也很有传奇性。在巴黎一间小餐馆里，两个中国留学生对面而坐，各自喝着咖啡，各自读着手里的书。纽将军读的是徐訏的《风萧萧》，徐訏读的是根据纽先铭将军传奇性经历写成的《大江东去》。两位留学生彼此虽不相识，但双方常常眼光相碰，都有好感，不自觉地就交谈起来。纽先生指着自己读的书，夸奖徐訏的小说写得很好，爱国情操跃然纸上，只是遗憾虽知作者在法国却无缘见面。徐訏摇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谁说无缘？在下就是徐訏，没请教您是？”纽将军大喜，也笑着指着徐訏手中的小说：“真是巧极了，区区钮先铭，就是你看的书里的男主角。”这段传奇的经历成就两人一辈子的友情，后来两人都到了香港，在文化出版界共同奋战，每当谈起半辈子前的往事，他们还大笑不已，充满留念。（第96页）

    先要说明一点的是，这里的“纽先铭”均应是“钮先铭”之误。徐訏、钮先铭二人能如此心有灵犀互有默契且惺惺相惜，真是让人感佩不已的事情。不过，稍稍思忖一下这段描写，就不难发现大谬不然。先说钮先铭将军看的徐訏的《风萧萧》吧。徐訏成名作《鬼恋》是1937年才发表的，徐訏与钮先铭此次相见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还很难说。至于令徐訏声名大噪的《风萧萧》还远没出世呢。直到1943年3月1日，《风萧萧》才开始在《扫荡报》副刊上连载，单行本是到了第二年才由成都东方书店出版的。钮先铭如何能在1936或者1937年就读到这本书呢？又怎么可能“夸奖徐訏小说爱国情操跃然纸上”呢？再来看徐訏读的张恨水小说《大江东去》吧，这部抗战加言情的长篇小说是张恨水1939年写作的，小说1940年才开始在香港《国民日报》上连载，直到1943年才由新民报社出版了单行本。徐訏又如何能在抗战之前就捧读到这本以钮先铭为男主角的抗战小说呢？他们二位哪里来的如此穿越时空的本事呢？

    顺带提到的是，《我心彷徨》说徐訏小说《鬼恋》后来在香港“被拍成电影《后门》”，于1960年在东京第七届亚洲电影节上获最佳电影“金禾奖”（110页）。这个事实同样失实。电影《后门》是根据徐訏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和《鬼恋》风马牛不相及。《鬼恋》倒是在1941年由上海国华影片公司拍成电影来着，编剧是程小青，导演是原任录音师的二十多岁的何兆璋，此片是何兆璋的处女作，自此一鸣惊人之后，国华公司就大胆启用他为导演。徐訏看了电影《鬼恋》的试片后是表示满意的，上演后舆论反响也不错。《鬼恋》在上世纪90年代被陈逸飞拍成电影《人约黄昏》，这倒是人所皆知的事实了。

    另外，《我心彷徨》第三章《早期的文学活动》中《第一次婚姻》一节讲述徐訏的初恋始于他家一位名叫殷三姑的女佣，所据材料竟是徐訏1973年在香港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时间的变形》。同样的，此书在第四章《去国》中讲述徐訏留学巴黎与日本女作家朝吹登水子的恋情的一节《遗落巴黎的情与梦》，也是据朝吹登水子晚年的一本自传体小说《爱的彼岸》的内容写成的。我们都该知道，小说家言几多真实几多虚构，真假难辨的，即使是自传体小说，也未足为信。就譬如无名氏的自传体小说《绿色的回声》，不少了解内情的当事人就知道那里所述一切与事实大有出入。再如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曾在小说中包括对友人的回忆中自曝与中国诗人徐志摩有过“不寻常的关系”，但真相如何？在我看来，可信度并不高的，多半是赛珍珠的单相思加上自己的文学想象。所以，传记作者倘若都将这真假参半的小说当了真，把这作为传主的“真传”来写，恐怕就会距真实差着十万八千里了。传记写作固然要形象生动，但底线还是要以遵循真实性原则、有一分事实证据说一分话为好，大可不必如此“以诗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