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羽》的遗珠之憾

    海豚出版社年初推出的《衣羽》是上世纪30年代影剧明星王莹的作品集，收入散文、小品、访问记等28篇作品。自80年代王莹受到公众和媒体关注开始，写她的传记、回忆和纪念文章开始多起来，很多文章都提到她文笔细腻，感情真挚，显示了作者高雅的趣味和良好的素养。但由于年代久远，想要读到她散见于当时报刊上的文章，殊非易事。《衣羽》的出版，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王莹，从而推动王莹的研究。编者陈子善先生做了一件好事，功莫大焉。然而，怀着欣喜之情翻阅全书后，却不由得扼腕而叹。以我所见，至少有5篇重要文章，该收而未收入集中，留下遗珠之憾。即：

    1、《从上海到苏州》。发表于1938年9月《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四期。此文记叙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8月20日从上海出发，22日抵达苏州的沿途见闻和感想。这是二队踏上救亡之路开端的记载，文中还有冼星海的母亲送别儿子的情形，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2、《白崇禧将军会见记》。发表于1938年《全民抗战》第10号。这篇文章日后廓清了一段公案，特别值得一提。文中记叙了1938年初夏的某一天，臧克家领着金山、王莹会见白崇禧将军的经过，为二队如何来到五战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80年代出版的王莹传记，都是根据王莹丈夫谢和赓的记忆，说是1937年8月二队到达南京时，白崇禧与李宗仁在电话中商议后，派谢和赓面邀二队去五战区，王、谢由此相识，开始了所谓“永远的初恋”，演绎出一段虚虚实实的故事。臧克家在《忆念王莹同志》（《散文》1980年第7期）一文中据实写道：台儿庄大战胜利之后，是自己介绍二队去五战区的。对此，谢和赓极为不满，提出了种种责难，直至上书高层领导，一时颇为轰动。其实，早在1947年2月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映时，臧克家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从银幕看到了我自己——〈八千里路云和月〉抒感》一文，就说过是自己介绍二队到五战区的。再读一读《白崇禧将军会见记》，事情就更清楚了。1936年王莹与金山开始共同生活，直至1942年春季才分手，而王、谢在何时何地开始恋爱，完全是私人的事，不一定值得考据坐实。需要反思的是某些传记作者，不下艰苦细致的爬梳钩沉史料功夫，道听途说，匆忙执笔，写出的传记岂能是信史？这也同时说明了个人记忆并不完全可靠，固执己见，贻笑大方。

    3、《成长与死灭》。发表于1939年2月10日《弹花》二卷四期。此文是王莹写给赵清阁的一封信。王、赵两人情深谊厚，但抗战期间，居无定所，通一封信也大难。1938年年底，王莹偶然得知赵的通讯处，才写下了这封信。信中谈到二队即将出国募捐演出，还谈到桂林连日遭日寇飞机疯狂轰炸的情景。王莹还特别写道：“最滑稽的是炸弹与传单同时下来……而传单上画的日本人，和我们漫画所画的日寇完全一样，真是太无耻了！”这一段文字，勾画了侵略者的残暴和丑态，更增加了人们对日寇的仇恨和鄙夷。王莹写到音乐家张曙被难，“心里一直感到不安和难受，仇恨是报不完的啊！”信中王莹还与赵清阁共勉为祖国献力，并劝赵戒酒。“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今天读来，仍为之动容。

    4、《离别了战斗的祖国》。发表于1939年3月16日桂林《扫荡报?瞭望哨》。1939年2月，金山、王莹率领“中国救亡剧团”赴南洋演出宣传前夕，报纸出专刊壮行，王莹写了这篇七百余字的短文。王莹说，作为一员文化哨兵，将直接同日寇在南洋“来一个短兵相接”，“跨越任何险阻——决不退缩！”字里行间透出一股壮怀激烈的战斗豪情，其志其情令人振奋和感佩。

    5、《七四一次的演出》。连载于1939年4月23日、4月30日、5月7日、5月14日《申报》（香港）。这篇文章的“写在前面”一节，概括了演剧二队从上海出发，历经20个月，走过8个省份，演出741次，“一群戏剧工作者，穿着破旧的衣服，赤着脚，抬着简单的道具，随处张开他们的营垒——田野、山峰、树木茂密的处所、战壕……热情地表演着。”文章集中地叙述了1937年8月下旬在徐州的第一次演出：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间隙，在极其简陋的小舞台上排演活报剧“保卫祖国”，激起了无数观众同仇敌忾的呐喊：“彻底驱逐日本出中国境！”从文章的总题目“741次演出”推断，应该还有许多精彩、生动甚至悲壮的故事蕴含其中，可惜由于金山、王莹很快离开香港出发去南洋，文章并未完稿。

    王莹的这五篇文章，是她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洪流之中，几经生死的人生经历和心灵记录。其文风与前期活跃在大城市舞台和银幕期间的抒情小品大不相同，视野阔大了，感情深沉了，立意高远了，因而更值得一读。这些文章同时也是研究抗日救亡戏剧运动的珍贵史料，值得重视。但愿再版时补入，给王莹、也给历史研究一个完整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