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三重意义上的无国之人？

    1901年深秋，维也纳歌剧院院长马勒在朋友的聚会上邂逅阿尔玛并狂热地爱上她。有维也纳第一美人之称的阿尔玛，时年22岁，正在跟策姆林斯基学习作曲。初识马勒，阿尔玛就提出一个请求，要当歌剧院乐队长。这个请求虽然有些少女任性的成分，也表露了阿尔玛的自信和对未来的设想。尽管马勒债台高筑，年逾不惑，在歌剧院的位置岌岌可危，尽管这场恋情遭到周围所有人的反对，作为指挥家，马勒对阿尔玛有着“一种神秘的、强烈的吸引力”。即便马勒提出阿尔玛放弃作曲，“从现在开始，你只有一个职业：使我幸福”。才貌倾城的阿尔玛还是选择了马勒。她感到“只有他才能塑造我的生活，他的价值和他的意义远比我迄今认识的所有男人都远远高出一大截”。

    马勒对阿尔玛“强烈的吸引力”更多还是作为指挥家的马勒。作为指挥家，马勒对瓦格纳、莫扎特歌剧的非凡诠释，使他从布达佩斯、汉堡歌剧院一路执棒到欧洲音乐艺术的塔尖——维也纳歌剧院。

    19、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传统价值走入崩塌之地，尼采、叔本华成为知识阶层的精神导师。马勒用“令人伤感”“使人忧郁”“迷惑不解”描述他所面对的“连续不断、从无休止、也从未被我所理解的凌乱拥挤、喧闹忙乱的生活”。马勒认识到生活的无意义，却始终在混乱的世界之外寻找心灵的归宿和人生存的价值。他也曾追随尼采、叔本华，但不接受“上帝死了”这个结论。当尼采的超人思想发展成纳粹主义的时候，马勒彻底抛弃了新思想。

    马勒生活的时代，反犹势力正大行其道。犹太人马勒以指挥瓦格纳歌剧著称，为此鞠躬尽瘁，奉献一生。在他心中占据至高位置的瓦格纳却是坚定的反犹人士，提出“切勿同犹太人共事，或为犹太人做事”，并立下规矩：任何一位犹太音乐家，即使艺术上有再高的成就，多么受人欢迎，也永远不被允许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那里的节日剧院由瓦格纳设计，专门上演瓦格纳歌剧）指挥他的《指环》或《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当得知马勒即将接任维也纳歌剧院长和指挥职位时，瓦格纳遗孀柯西玛发表了“完全不能容忍一个犹太人做维也纳歌剧院院长”的声明。

    马勒一生饱受犹太问题困扰，他的犹太人-基督教徒的身份使他磨难重重。为了获得维也纳歌剧院长的职位，他不得不受洗改宗，皈依天主教。马勒经常说，我是三重意义上的无国之人：在奥地利人中我是波西米亚人，在德意志人中我是奥地利人，在整个世界中我是犹太人。到处被看作闯入者，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受欢迎。马勒从来不否认他的犹太出身，在马勒面前，不可以讲犹太人的笑话，否则他会大发脾气。处身欧洲文化政治中心，也是反犹中心的维也纳，马勒对于“强加给他的孤独和排挤欣然接受”。当时的德意志音乐家协会避免和马勒接触，10年维也纳歌剧院长的生涯，被马勒称之为“十年战争”，他遭受到最猛烈最无情的人身攻击。斯特劳斯的优雅甜美，瓦格纳的辉煌雄伟，在马勒看来都是非人间的音乐。马勒要把他对存在、死亡等关乎人生意义的终极思考，把他体验到的苦难世界，把他对上帝的强烈情感用音乐表达出来。

    婚后不久，阿尔玛出席了马勒第三交响乐的首场演出。演出之前，所到之处，听到的都是对这部庞大交响曲的冷嘲热讽。第一乐章之后，场内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最后一个音符停止后，陷入陶醉状态的听众涌向马勒。阿尔玛写道：马勒的伟大通过这部作品令我折服，夜间我流出幸福的泪水，我向他起誓，把我的知识、我的爱情、把一切都献给他，我永远只为他一个人存在。

    1907年被阿尔玛称为痛苦和恐惧之年。6岁的大女儿白喉夭折，马勒被诊断患有严重心脏病。四面楚歌的马勒，又适逢皇帝向他推荐女歌手登台之事。唱功欠佳的女歌手遭到马勒的拒绝，他也因此失去皇室这唯一支持的力量，被迫辞去维也纳歌剧院院长职位，远走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从纽约返回欧洲的第一个夏天，马勒在托布拉赫完成了《大地之歌》。他从中国古诗集德文译本《中国之笛》中体味到和自己心境相投和的悲戚孤独之意。此时，马勒已经听到死神的脚步声，他从《中国之笛》中选取李白、王维、孟浩然、钱起的诗词，将自己对生的痛苦死的恐惧都写进《大地之歌》。“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王维的这首《送别》被马勒选为第七首《告别》，经马勒改编后的歌词完全变成了马勒的心境：在这个世界 快乐和我无缘 我去何方 我去深山 我为寂寞的心谋取安宁/我回我的家园 寻找归宿 我再不远走他乡 我心已枯槁 只等那个时刻来临 /春天降临，亲爱的大地仍将是处处鲜花，处处绿茵。遥远的天国无处不闪耀永远明亮的蓝色。永远，永远……反复咏唱七次的“永远”，渐渐消失在远方，马勒对这个让他倍感孤独、悲哀的尘世表达出深深的眷恋和惜别之情。

    马勒写《大地之歌》时，先是把它作为《第九交响曲》，随后涂掉这个数字。马勒对《第九交响曲》有着巨大的恐惧。贝多芬写完《第九交响曲》后辞世，布鲁克纳也没有写到《第十交响曲》。写完《第九交响曲》，他对阿尔玛说，这其实是《第十交响曲》，因为《大地之歌》是我的《第九交响曲》。他的花招没有骗过上帝，当他开始起草《第十交响曲》时，1911年5月，51岁的马勒病逝于维也纳。最后的日子里，马勒一直在读爱德华·哈特曼的《生命的问题》。弥留之际，马勒在被上挥动着手指，他微笑着，说出的最后一个单词是“莫扎特”。

    马勒说，我的音乐是写给未来的。他先知性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马勒音乐在二战期间被第三帝国剔除出局走入低谷，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获得复兴。马勒的交响曲规模庞大，20世纪初期的小剧场无法表现出马勒要求的空间效果。1950年代之后建起的音乐厅，音响效果日趋完美，马勒音乐也得到最完美的诠释。他对宇宙万物和人类命运的探寻，对充满怀疑和焦虑的现实世界的复杂情感，给同样被纷乱迷茫的现实所困惑的20世纪后期直到今天的听众带来强烈的触动和感动。100年后的今天，马勒迷们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在维也纳格林岑公墓，马勒的墓碑上只有他的名字。他说，前来寻找我的人知道我是谁，其他人不需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