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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3月21日 星期三

    地域诗歌:“攀枝花诗群”的三个向度

    梁 平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21日   03 版)

        在这之前,我曾经为山西“长治诗群”、广东“中山诗群”写过一些文字。而“攀枝花诗群”作为一个地域诗歌现象,一直都存在,而且似乎比长治和中山应该更早,只是对他们的关注来得迟了一些。早在上世纪60年代,年长一点的人应该还记得姜华令、刘成东、吕文秀的名字,他们的名字与攀枝花三线建设同在,与攀枝花这座钢铁城市同在。近年来,攀枝花诗歌队伍的崛起尤其令人瞩目,甘文良、沙马、马飚、曾蒙、周越周南、杨荞宁等一大批青年诗人的涌现,“攀枝花诗群”越来越凸显出它的个性、它的品质,我们在越来越辽阔的大地上,听到他们发出的多声部的合唱,那是具有重金属质地的歌唱,那是具有独立品质的山地抒情,那是聚合了南北东西多民族气息的神秘声响。

        《花语诗韵》是“攀枝花诗群”的第一个结集,它虽然不能代表攀枝花近50年的诗歌成就,但是这个选本对于一个只有百万余人口的钢铁城市,对于集中展示新世纪以来的“攀枝花诗群”,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说到诗群,这里有一个地域写作的概念,它需要有“文化根系”、“文化背景”,或者说需要在这种文化根系和背景的基础上对这个地域文化升华。攀枝花的文化根系与文化背景,我们不得不从构成这个移民城市文化主体的人去作考察,那是东西南北文化的交融;而攀枝花的文化背景,就是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轰轰烈烈的中国三线建设。应该说,攀枝花的诗歌是伴随各路建设大军匆匆奔赴的足音、伴随开山的第一声炮响而诞生的。攀枝花就是荒山野岭站起的一座钢城,就是一张白纸上写下的雄浑的诗篇。“石头与石头的缝隙间,长出村庄/村庄与村庄的缝隙里/长出人烟和果树”(马飚:《石头之书》)“一个沉睡的峡谷,一条走动的河流/一座昼夜醒着的钢铁工厂/这就是我和一座城的全部”(典子:《裂谷诗章》)。对于一个诗群的考察,诗学的、社会学的,个性的、共性的,我们可以从不同意义、不同路径上去解读它的发生以及发展。相对于“攀枝花诗群”而言,似乎比起其他诗群更为简洁和明了,更具有其独立诗群的意义。在我看来,“攀枝花诗群”的创作已经呈现出三个向度,三个向度没有相互排斥与离分,而具有明晰的整体性和共融性。体现这个整体性和共融性的,正是这座了不起的现代钢城,正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自己对这个城市血脉的指认。

        一度向上,以局限的时间长度苍茫的眺望。这是“攀枝花诗群”一以贯之的传统向度。这个向度的作者不是以年龄划分,而是以自己的美学信仰坚持他们的坚持。那是一种永远的激越和铿锵,那是这个城市不变的气势与脉动,这个城市永远的“进行曲”。他们很直接,直接到可以如此简单的歌唱,“一些铁桥把时间压缩/一些钢筋水泥的高耸之物/把生活与大地的距离拉近”(成成:《高速公路跨过金沙江》)。于是,他们仰望天空,总是在思考和测量人与天空的距离:“人和天空的距离/从一根绳子开始/天空的门打开/有多少人从风中走向天空?(吕文秀:《风筝》)”真正的高处/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高处永远只比额头高一点”“如果没有高处/灵魂就死了”(周越周南《高处》)。的确,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登高,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抵达生命的高处,尤其是精神和灵魂的高度。但心可以向往之,那是生命的向往。也许,就像沙马所感叹的那样,“爱与痛惜/不可能在一首歌里唱完”,但是眺望的本身,足以让人充满激情和力量。

        一度向下,在山地裂谷与钢铁的板结里的抒情。这是“攀枝花诗群”最为众多的一个向度。他们是现实的、他们是现代的、他们有时还是超现实的。有欣喜、有迷茫、有疼痛。他们的诗歌让这个城市保持了年轻和活力。攀枝花,在刘成东的眼里,就是艳如朝霞的“通天之树”,有着“执掌风云的身份”和“攀星追月的历练”,其原因就是“将一个挺拔而又璀璨的名字/标在毛泽东三线建设的版图上/成为共和国一座城市的名字”。由此,诗人坚定地说,“我和我的诗歌/因此而拥有/一座花城”“找到了心的回归”(刘成东:《若木花》)。与刘成东不同的是这个城市真正意义上新生一代的曾兴,他或许已经没有了山地的裂谷与建设工地的概念,他在这里睁开眼睛,是“从一面落地窗的光影中看到了/天空里的季节和浩瀚的宇宙”,“在他写下最后一首赞礼诗后/他默默地离开/把忧伤贴在脸上/一头倒近春天的棉花里”(曾兴:《最后的抒情》)。我甚至喜欢这样的忧伤,这是年轻一代的真实,这种真实能够让一个城市保持青春和清醒。

        一度向内,从最隐秘的内心呈现生命柔软与坚硬。这是在“攀枝花诗群”里,近年最为活跃、最具生命力和群体扩张的一种写作向度。他们已经不止于对这个城市的浅抒情,甚至开始刻意摒弃几十年诗歌给这个城市留下的种种标签,他们现在的写作与这里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钢花飞溅”“铁龙飞舞”的诗情画意相去甚远。他们的语言不再像这个城市地理的遥远一样而与外界隔离,而是比这个城市更加直接地融入外界。他们注重内心的独白、注重内心的感受以及内心深处对这个城市亲近、纠结、反思甚至反叛。甘文良是这一向度有代表性的诗人。他开始排斥那种与生俱来的金属的尖锐,或者说那种来自工业时代的噪音。“音乐应符合大地的行程。/像这里/理应切下金属的尖锐,让丝竹悠扬/让古老的音符一路上行。”这是从诗歌里体现出来的异类。作为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诗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呼吁要“切下”这个“尖锐”。这是来自诗人内心与现实的冲突,这是时代和人类进步的冲突,冲突是进步的前端。这种冲突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丝毫没有伤害诗人对这个城市的眷恋与认同。在这个向度里思考和写作的诗人比如曾蒙、沙马、杨荞宁、周越周南、王政等,都有不少耳目一新的诗歌。

        纵观“攀枝花诗群”写作的三个向度,他们不是作者阵营的三个明晰的划分,而是个人写作经验的交叉与重逢。上述三个向度的写作在“攀枝花诗群”已经形成鲜明的特色,成为“攀枝花诗群”的一个新的、可以区别于其他的独特的标志。“路漫漫其修远兮”,惟有其独才可出色,愿“攀枝花诗群”更多关注和审视这个有着特殊地理意义的“地域”,像沈从文之于湘西、贾平凹之于商州、阿来之于阿坝,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为这个英雄的城市立传,为这座钢铁之城留下绵长的文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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