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诗歌：“攀枝花诗群”的三个向度

    在这之前，我曾经为山西“长治诗群”、广东“中山诗群”写过一些文字。而“攀枝花诗群”作为一个地域诗歌现象，一直都存在，而且似乎比长治和中山应该更早，只是对他们的关注来得迟了一些。早在上世纪60年代，年长一点的人应该还记得姜华令、刘成东、吕文秀的名字，他们的名字与攀枝花三线建设同在，与攀枝花这座钢铁城市同在。近年来，攀枝花诗歌队伍的崛起尤其令人瞩目，甘文良、沙马、马飚、曾蒙、周越周南、杨荞宁等一大批青年诗人的涌现，“攀枝花诗群”越来越凸显出它的个性、它的品质，我们在越来越辽阔的大地上，听到他们发出的多声部的合唱，那是具有重金属质地的歌唱，那是具有独立品质的山地抒情，那是聚合了南北东西多民族气息的神秘声响。

    《花语诗韵》是“攀枝花诗群”的第一个结集，它虽然不能代表攀枝花近50年的诗歌成就，但是这个选本对于一个只有百万余人口的钢铁城市，对于集中展示新世纪以来的“攀枝花诗群”，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说到诗群，这里有一个地域写作的概念，它需要有“文化根系”、“文化背景”，或者说需要在这种文化根系和背景的基础上对这个地域文化升华。攀枝花的文化根系与文化背景，我们不得不从构成这个移民城市文化主体的人去作考察，那是东西南北文化的交融；而攀枝花的文化背景，就是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轰轰烈烈的中国三线建设。应该说，攀枝花的诗歌是伴随各路建设大军匆匆奔赴的足音、伴随开山的第一声炮响而诞生的。攀枝花就是荒山野岭站起的一座钢城，就是一张白纸上写下的雄浑的诗篇。“石头与石头的缝隙间，长出村庄/村庄与村庄的缝隙里/长出人烟和果树”（马飚：《石头之书》）“一个沉睡的峡谷，一条走动的河流/一座昼夜醒着的钢铁工厂/这就是我和一座城的全部”（典子：《裂谷诗章》）。对于一个诗群的考察，诗学的、社会学的，个性的、共性的，我们可以从不同意义、不同路径上去解读它的发生以及发展。相对于“攀枝花诗群”而言，似乎比起其他诗群更为简洁和明了，更具有其独立诗群的意义。在我看来，“攀枝花诗群”的创作已经呈现出三个向度，三个向度没有相互排斥与离分，而具有明晰的整体性和共融性。体现这个整体性和共融性的，正是这座了不起的现代钢城，正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自己对这个城市血脉的指认。

    一度向上，以局限的时间长度苍茫的眺望。这是“攀枝花诗群”一以贯之的传统向度。这个向度的作者不是以年龄划分，而是以自己的美学信仰坚持他们的坚持。那是一种永远的激越和铿锵，那是这个城市不变的气势与脉动，这个城市永远的“进行曲”。他们很直接，直接到可以如此简单的歌唱，“一些铁桥把时间压缩/一些钢筋水泥的高耸之物/把生活与大地的距离拉近”（成成：《高速公路跨过金沙江》）。于是，他们仰望天空，总是在思考和测量人与天空的距离：“人和天空的距离/从一根绳子开始/天空的门打开/有多少人从风中走向天空？（吕文秀：《风筝》）”真正的高处/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高处永远只比额头高一点”“如果没有高处/灵魂就死了”（周越周南《高处》）。的确，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登高，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抵达生命的高处，尤其是精神和灵魂的高度。但心可以向往之，那是生命的向往。也许，就像沙马所感叹的那样，“爱与痛惜/不可能在一首歌里唱完”，但是眺望的本身，足以让人充满激情和力量。

    一度向下，在山地裂谷与钢铁的板结里的抒情。这是“攀枝花诗群”最为众多的一个向度。他们是现实的、他们是现代的、他们有时还是超现实的。有欣喜、有迷茫、有疼痛。他们的诗歌让这个城市保持了年轻和活力。攀枝花，在刘成东的眼里，就是艳如朝霞的“通天之树”，有着“执掌风云的身份”和“攀星追月的历练”，其原因就是“将一个挺拔而又璀璨的名字/标在毛泽东三线建设的版图上/成为共和国一座城市的名字”。由此，诗人坚定地说，“我和我的诗歌/因此而拥有/一座花城”“找到了心的回归”（刘成东：《若木花》）。与刘成东不同的是这个城市真正意义上新生一代的曾兴，他或许已经没有了山地的裂谷与建设工地的概念，他在这里睁开眼睛，是“从一面落地窗的光影中看到了/天空里的季节和浩瀚的宇宙”，“在他写下最后一首赞礼诗后/他默默地离开/把忧伤贴在脸上/一头倒近春天的棉花里”（曾兴：《最后的抒情》）。我甚至喜欢这样的忧伤，这是年轻一代的真实，这种真实能够让一个城市保持青春和清醒。

    一度向内，从最隐秘的内心呈现生命柔软与坚硬。这是在“攀枝花诗群”里，近年最为活跃、最具生命力和群体扩张的一种写作向度。他们已经不止于对这个城市的浅抒情，甚至开始刻意摒弃几十年诗歌给这个城市留下的种种标签，他们现在的写作与这里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钢花飞溅”“铁龙飞舞”的诗情画意相去甚远。他们的语言不再像这个城市地理的遥远一样而与外界隔离，而是比这个城市更加直接地融入外界。他们注重内心的独白、注重内心的感受以及内心深处对这个城市亲近、纠结、反思甚至反叛。甘文良是这一向度有代表性的诗人。他开始排斥那种与生俱来的金属的尖锐，或者说那种来自工业时代的噪音。“音乐应符合大地的行程。/像这里/理应切下金属的尖锐，让丝竹悠扬/让古老的音符一路上行。”这是从诗歌里体现出来的异类。作为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诗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呼吁要“切下”这个“尖锐”。这是来自诗人内心与现实的冲突，这是时代和人类进步的冲突，冲突是进步的前端。这种冲突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丝毫没有伤害诗人对这个城市的眷恋与认同。在这个向度里思考和写作的诗人比如曾蒙、沙马、杨荞宁、周越周南、王政等，都有不少耳目一新的诗歌。

    纵观“攀枝花诗群”写作的三个向度，他们不是作者阵营的三个明晰的划分，而是个人写作经验的交叉与重逢。上述三个向度的写作在“攀枝花诗群”已经形成鲜明的特色，成为“攀枝花诗群”的一个新的、可以区别于其他的独特的标志。“路漫漫其修远兮”，惟有其独才可出色，愿“攀枝花诗群”更多关注和审视这个有着特殊地理意义的“地域”，像沈从文之于湘西、贾平凹之于商州、阿来之于阿坝，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为这个英雄的城市立传，为这座钢铁之城留下绵长的文学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