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作家的“经济意识”

    在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作家们欢天喜地或无可奈何地踏向了一条路途，这就是与“经济”联姻甚至是勾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臣服乃至归并于“经济”，既是当代文学的机制，也是当代作家“经济意识”的重要航标。在这个文学吮吸经济乳汁的时代，我们回首以鲁迅为代表的民国作家的“经济意识”，就颇显得意味深长了。

    在鲁迅的生命历程中，“金钱”是一个直接而且具有震撼力的事件。早在1901年《祭书神文》中鲁迅对“钱神醉兮钱奴忙”的认识，到《呐喊》中“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困境，再到晚年给萧军信中“破落户子弟”的感慨，都直接呈现了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总体认识，即“钱”是这个世界运行的一个的重要中轴。所以，“与钱照面”，是鲁迅生命世界的第一个重要历史舞台，也是鲁迅“经济意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向度。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鲁迅的经济意识，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他在给姚克的信中就曾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得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可见与政治家、经济学家的经济意识相比，鲁迅不但经济学知识相对贫乏，而且也难以构建出一种经济学理论，形成一套经济建设计划。但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鲁迅的“经济意识”，当然就不是经济学理论、经济建设方面的思考，而是要建构出一套在文化学意义上的“经济伦理”。

    鲁迅文化学意义上“经济伦理”的基础含义就是，从金钱与生命的关系来看，“金钱是中性的”。所以鲁迅在讨论“娜拉问题”的时候，他说“钱是要紧的”，而没有说“钱是对的”或“错的”，也没有说“钱是善的”或“恶的”，这正是鲁迅对于金钱的一种清醒的中性观。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中性的“经济伦理”，并非一种简单的“唯饭史观”。在给青年设计的方向“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三事背后，鲁迅的《北京通信》更指出了他的具体标地：“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鲁迅由此区别了“经济意识”中两个向度及其差别：一是“生存——苟活”，二是“温饱——奢侈”。这使得他的“中性金钱”理论极富张力，也更具现实针对性。同时，在这样一种中性“经济伦理”之下，鲁迅展开了对于“非中性经济伦理”的反思和批判。如批判跪倒在金钱之下的金钱崇拜之心。这一拜金心理，甚至成为“国民性”体现。鲁迅也批判了鄙视“金钱”、忽视现实生活的超越精神。鲁迅认为回避金钱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也是虚幻的。所以，坚持“金钱生存论”这样一种“经济意识”，是鲁迅思想中的一种文化学意义“经济理论”。

    而鲁迅文化学意义上的“经济意识”，就蕴含着一种宏大而深刻的文化关怀，以浓浓的人文精神来消融经济的冰冷。我们知道，鲁迅宏大的文化关怀在于“立人”。但在鲁迅的“立人”思想的思考中，我们一直将之紧紧地绑定在“尊个性”和“张精神”之上。到底该如何“尊个性”和“张精神”？此时鲁迅“经济意识”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学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对他的“立人”之思具有启示性的洞穿，这就是“经济权”的获得。“经济权”的获得，不仅是鲁迅文化学意义上“经济伦理”的一个重要体现，更是鲁迅波澜壮阔的“立人”工程的底座。

    比起简单地设计出一条文化上的“经济伦理”来说，鲁迅真正去为“经济权”而努力、呐喊、抗争更显得咄咄有力，也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敬佩。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清楚地看到：“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鲁迅一生中的几次重要的“经济事件”，使他的经济意识更显卓然。从1921年开始的控告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行为，以及与既是他学生又是他朋友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争版税的事件等，都再现了鲁迅为争取“个人经济权”而展开凌厉的战斗精神。鲁迅为了“经济权”而“剧烈的战斗”的“经济意识”，不但横贯于他生命的一生，使他卓绝于世，而且为现代文学家或者说民国作家带来了一种力抗世俗的战斗精神。

    在一个灵魂靡靡的时代里，在一个物欲统治着一切的岁月中，我们既把期待的头颅望向浩瀚的苍穹和洪荒的远古，也把求索的目光投向天崩地裂的近现代。此时，以鲁迅为代表的民国作家们，他们“经济意识”不但为民国文学带来了特有的精神质素，而且为现代文化“立人”这一宏大工程奠定了扎实而有效的良性推进空间。这对于当下作家来说，民国作家们的“经济意识”应该是一面极为重要的省思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