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只有一本挂历

    某市特殊教育学校有30个盲学生，学校买不起“盲文纸”供孩子使用，便通过电视台向观众求援，他们希望爱心人士能将家里的旧挂历捐献出来，让盲学生以此替代盲文纸使用。

    节目播出后，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都行动起来了，有人捐款，有人捐盲文纸，有人捐挂历——当然，捐挂历的最多。跟着回访的镜头，我看到堆积如山的一卷卷邮件。记者举起其中一卷邮件说：“大家看，这位捐赠者还特意在包装纸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对不起，只有一本挂历。”

    跟着镜头，我看见那些盲孩子用裁成一小张一小张的花花绿绿的挂历纸的反面在打盲文。我没有见过真正的盲文纸，但能够大致猜想得出那应该是类似“铜版纸”的一种较厚的纸张。废物利用，符合低碳生活理念，自然是好事一桩。但是，一所地处省会城市的学校用这种方式向社会募集“挂历”替代盲文纸的事情，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凉。

    我在伦敦做“影子校长”期间，听到过一个关于伊顿公学学生上“选修课”的故事。学校让每个学生都根据自己的爱好报选一项美术选修课程。一个来自中国的孩子便报了“剪纸”这门课。老师们看到这个选修科目之后，全都一头雾水。老师问这个孩子：“什么叫‘剪纸’”？那孩子便向老师讨要了一张打印纸，再要剪刀时，被告知手头没有，得去别处借。那孩子说：“不用了。”说完便开始用手撕，三下两下就撕出了一只小兔子。老师们惊呼起来，以为遇到了一个“东方异人”。校方开始四处为这个中国小孩寻觅能为他上“剪纸课”的老师——注意，即便仅有一个孩子有选修某种课程的需求，校方也要全力满足。他们不计成本，费尽千辛万苦，终于为那个喜欢剪纸的中国孩子在茫茫人海中寻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剪纸老艺人……

    你可能会说，伊顿公学学生的全套校服就折合人民币10万元，而咱们是“穷国办大教育”，怎么好跟那样的贵族学校比？我不是癫子，压根也没有号召我们去跟人家比豪奢，我只是想问一句：我们有多少人肯把孩子的需求看成是“天大的事”？ 

    我与我所在城市的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是朋友。看完电视后打电话问她：“喂，你们的盲孩子用什么纸？要不要我为你搜罗些旧挂历啊？”她说：“我也注意到S市为盲学生募集旧挂历的事了，我特难过你知道吗？那些旧挂历，挂了整整一年了，上面落了多少灰尘啊？盲孩子就该吃土吗？还有，那些挂历纸材质各异，薄厚不一，盲孩子用它打字时，不是戳不动就是一戳一个窟窿啊！北京盲文出版社的盲文纸也就一角多钱一张，官员少吃一顿大餐，少喝一瓶茅台，少抽一条中华，盲孩子的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你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干嘛非让原本就不幸的盲孩子过这么寒酸的日子啊！”

    她的问题，问出了我的眼泪。

    “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这句漂亮口号我们喊了多少年了？从1993年开始，“实现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就写入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重要文件当中，实现的期限从上个世纪末抻到本世纪初，又从本世纪初抻到了今天。4%这个诱人的饼，至今仍画在纸上。为了这愁煞人、痛煞人的4%，全国政协委员沈士团从青丝呼吁到白头，唯一的收获是，他得了个“沈4%”的绰号。

    “对不起，只有一本挂历”。这句话，从捐挂历者口中说出，是慈悲；从一个国家的口中说出，是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