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天使与妖女的“奇观”

    陈继明在《堕落诗》中塑造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女性形象巴兰兰，她是一个复合体，我很难将其归类到已有的女性形象之中。她是一个荡妇，还是一个“祸水”；抑或她是一个妖女，还是一个女强人？这使我想起了美国著名舞蹈家邓肯在写自传时流露出的困惑，当我读完《堕落诗》，面对巴兰兰这个形象时，也产生了与邓肯一样的困惑，因为如果按照当下流行的女性评价标准，我不知该将巴兰兰归入好女人行列还是归入坏女人行列。也许这正是陈继明的思想深刻之处，他作为一名男性作家，终于超越了性别的局限，他不再以现有的标准来裁决笔下的人物。

    巴兰兰最初出现在读者眼前，只不过是人们都熟悉的那种敢于出去打拼的女强人。她年纪轻轻就跑到南方去闯荡，成为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副总，但无情的市场竞争风暴突然间就将她的公司摧毁得落花流水，巴兰兰凭着她的机智为自己留下了三百万元，她带着这三百万元回到了家乡裴城，她一回到家乡，就发现这里的房地产业还是一片空白，于是立下“我要让这个城市在我手中崛起！我必将名留青史”的宏愿。她凭着自己的年轻美丽和聪明机敏，事业在她的脚下一点点壮大，她成立的君科集团成为裴城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引领着裴城的房地产事业，她不仅是裴城最成功的企业家，还进入了裴城的政界，政府的头头脑脑们对她也要恭敬三分。当代社会是一个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以经济为第一的社会，这个社会似乎是一个创造女强人的社会，所以我们在很多反映当代生活的小说中能够见到类似巴兰兰的女强人。而且我发现，女强人的故事大致上都与揭露社会的黑暗具有某种相关性，因为女强人的成功几乎总是与官员腐败、黑幕阴谋等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大概是男性对女强人的一条不成文的界定。在男性的潜意识中，是不会认为女性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能够成为社会精英的，即使有些作家想写一个品性端正的女强人，那也必须让她在现实与道德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经受精神的煎熬，让她出于现实的需要不得不做出勾引男人、玩弄阴谋的事情，而后在良心上进行自我谴责。

    有人曾经把男性作家所写的女性形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天使形象，或者叫淑女形象；一类是妖女形象，或者叫淫妇形象。而这两类形象都是站在父权制的立场上设计的，前者是父权制支配和控制女性的“美化”策略，后者是父权制支配和控制女性的“丑化”策略。女性学者李小江将这种文学现象概括为“圣母—夏娃”模式，“所谓圣母，是一个没有性欲不受诱惑的贞的化身；所谓夏娃，则是恶的淫的化身。”事实上，今天许多男性作家从理性上认识到男权中心的错谔，他们并不想维护父权制的绝对权威，但他们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却不由自主地陷入到预设的叙述套路中。陈继明作为一位男性作家，对此似乎有着格外的警惕，他对巴兰兰的塑造可以看作是他有意摆脱这种套路的一次尝试。他这样去认识他所塑造的女性：“她如果不愿意被规约被描述被指定，也不愿意做二奶三奶，更不愿意去做妓女，那么她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巴兰兰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在这个意义上，她的内心有奇观的性质。她的喜怒哀乐都是奇观。”我们的确从巴兰兰这个形象上发现了“奇观”，她完全颠覆了我们心目中关于“天使”和“妖女”的概念。

    巴兰兰的发迹和成功似乎与妖女形象没有多大的区别，比如她在南方就是因为同公司老总陈百川上了床以后才成为公司副总的，她在裴城更是充分利用她的色相把市长魏卓然支使得团团转。她在性爱方面是那么的放纵，当她感到孤独时，就跑到大城市去寻找“鸭子”。她自如地周旋在官场的复杂人际关系中，用巧妙的手段成为省里“第一夫人”的密友，轻易地从权力那里获取最大利益。但是，巴兰兰又有着“天使”的品格，她虽然每天陷在非常世俗、充满铜臭味的商业活动中，但她的内心仍然诗意盎然，她随身带着一个本子，把随时迸发出的诗的灵感记载下来。她还是一个哲学家，她的有些认识可以说很独到也很深刻，比如她说“人类文明其实早到了意义过剩的程度了”。她深知房地产的内幕，因此她将产业交给妹妹时也交给她一条原则：“恪守高于25%的利润不做的原则！”在她对待小蒋等普通人、处理造纸厂遗留问题等方面，又可以看出她充满了善良之心。她更具有侠义之心，在她隐姓埋名过着普通生活之后，听到妹妹因为科君集团的一项工程出问题而被逮捕时，她毅然返回裴城“负荆请罪”。当然，她作为一个女人我们无法用现成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她，比方说她在性方面是绝对自由的，这似乎很符合女性主义的要求，但她同时对爱情的选择又是很真诚的，她始终爱着华山，这似乎很符合传统爱情观对于女人的要求。因此作者陈继明才会说巴兰兰是一个“奇观”。那么，巴兰兰这个女性形象能否被今天的男性接受呢，小说中的小蒋说，在他眼里巴兰兰是完美无缺的。华山也感叹：巴兰兰这个女人可真的像个横空出世的英雄，做起事来，既可以滴水不露，又可以纵横捭阖。然而华山尽管如此佩服巴兰兰，也爱恋着巴兰兰，却面对她的爱情采取了逃避的方式。也许这就是现实：人们一方面欣赏巴兰兰这样的“奇观”，另一方面又不敢接受这样的“奇观”。

    可贵的是，陈继明面对这样的现实，以超越现有价值观的姿态呈现了巴兰兰的“奇观”，针对男性作家从天使和妖女两种极端的途径去塑造女性形象，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伊莲娜·肖沃特将其称之为是对妇女的文学虐待或文本骚扰。或许陈继明是想以真正理解女性的姿态去塑造巴兰兰的。我希望陈继明的这种姿态能够被更多的男性作家所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