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门》中的“尺”和“秤”

    从农村向城市发展，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但对于怀有独立价值标准的农民来说，城市的经济、文化氛围却可能成为一种异质性的存在。失去土地的农民感到城市是一片荒凉的沙漠，充塞着令人恐怖的孤独感，这种环境和他们的自由本性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卢梭当年在走进巴黎后给友人写信到：“我怀着神秘的恐怖走进世界这辽阔的沙漠中来。那混乱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可怕的孤独，犹如沉闷的静寂的王国。我受压迫的灵魂想在那里发泄，却到处受到挤压……我只有在人群中感到孤独，那儿我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众人。我的心想说话，他觉得没有人听；他想回答，人家对他说的却没有一句达到它。我听不懂这地方的话，这里也没人懂我的话”，这是走进城市的困惑。

    王海的《城市门》中屡次表述“城里再好，咱也是农民”，农民走到何处心中都照例有把尺子和秤，与普遍的社会不合，面对外来的一切事物，多有自己的分寸和份量。换句话说，农民所持的价值标准与所谓的文明社会的一般标准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性判断。那么，在《城市门》中的“尺”和“秤”的内涵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核心要义是“自然人性”，它坚持的是与城市的商品交换相反的重义轻利，是与文明体制所设立的种种禁律对立的自由生存与自由发展。在这把“尺’和“秤”的衡量下，掌旗寨、张旗寨的村民转入城市是什么样子呢？“你看现在这样子，穷的穷，富的富……你笑我没看的远，当初征地我就说，农民没有土地，日子就难过了，现在咋样？锣娃去做生意被人骗了精光，大笨嘴硬，说他本事大，赔钱还欠了债，被人撵到了家里。村上张伍在外面当了黑老大。全村十户九户赌，你到村委会广场去看，那里坐着一大堆的人在垒长城呢。你再到街上看一看，到处都是洗头房，抹着红嘴唇的女子把你往房里拉呢……小石头还没长大，长大了不学坏才怪呢。这些都是小事，大事在后边呢……”自然风俗的败坏，源自科学和艺术的进步；自然人性的堕落，来自人类社会的产生。总之，今天面临的灾难，是由文明的发展所造成的。

    城市对于掌旗寨、张旗寨的人来说，是无法适应的，他们的生命因此几成空壳，连生存的价值与意义都几乎失去。从代表自然的农村，走进城市，产生困惑，乃至涌生对立与抗衡的情绪，倒也不是一件坏事。两种观念、两种意识的对比，冲突和撞击，势必使得刚进入城市的两个村寨的人更坚定地据守原有的信条，或是予以调整、补充，或是转而选择新的准则，但不管是哪一种，都会使其思想往新的层面上升或转化。进城的村民也慢慢地找到了自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位置：张虎的土地集约经营，大笨的家政公司，二怪的商店，铁锤的豆腐摊，锣娃的吃苦耐劳。人性的异化与堕落的城市使他们成熟，反向的生命体验让他更坚定地回顾自然，赞美自然。“我给儿孙没留下啥，就给他们留下这一块地。不管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家里有块地，心里就踏实了”。土地，农民的梦想与体验，由此构成了德胜老汉无穷无尽的回忆与思慕。

    “土地”不仅仅是实际意义上的土地，同时也是承载人们生存的生命之源，精神之基。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揭露了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物质文化极其繁荣的社会背景下，城市人的生活、情感发生的畸变和扭曲。王海着意塑造了一批“无土”抗争的人，他们热爱土地、眷恋自然，他们居住在城市里，但是城市的发展变迁让他们意识到自我精神的空虚和失落，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寻找自我生存的根基，通过这些人的形象，作者强调了对人与土地疏离之后的反思，从而使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反对“无土”，实际上就是怀恋、呼唤乡土一切美好的东西。

    作者注重挖掘传统文化并彰显其永恒魅力。作品中讲述天鼓，“听老人说秦汉战鼓的声音并不是现在这种声音，真正的秦汉战鼓的鼓声，浑厚而具有磁力，遇上真正的鼓手，激昂起来像遥远的春雷滚动”，表现出明显的文化怀旧。一方面由于作品以美和浪漫的眼光去观照乡村，这使作家很自然地侧重对乡村自然美的描摹，也注意对神秘浪漫氛围的营造，另一方面作品不以再现乡村为目的，自然要淡化与乡村现实之间的关系，所以，作者回避生活场景的具体描写，也不追求复杂曲折的故事和明确具体的个性，情绪是小说的中心。

    另外，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由传统向现代，乡村文化的总体命运趋势是萎缩和衰退，文化怀旧形态还普遍呈现出比较强烈的感伤色彩，作家的抒情往往都不热烈而是带着淡淡的无奈。作者并不意图再现现实的乡村，而是寄寓着一种理想和生命方式。守望乡村的思想和审美效果与现实乡村发展构成着一定的张力，并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思考的迷茫。作品以守望乡村为基本姿态，但到底守望什么，是现实还是精神，是文化还是理想？在作者营造的乡村世界背后，折射的是作者对传统乡村生活和文化关系的维护，对现实变异的抗争和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