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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2月01日 星期三

    举重若轻论科举 纵横驰骋议文化

    龚延明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2月01日   15 版)

        进入二十一世以来,科举学已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在科举学与科举制研究热中,如何认识和解读科举学,已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刘海峰的《中国科举文化》,正是应运而生的一部阐释科举学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力作。

        何谓“科举文化”?作者认为:科举文化有狭义与广义两种文化概念。狭义文化,指的是精神文明领域中与科举相关的文学、史学、哲学、教育、艺术、社会习俗、社会心理和价值观等。而广义文化,则是“科举时代的整个民族文化。”也就是中国进入科举时代后出现的中国文化新走向。作者并援引了国外学者Cresser克拉塞相同的看法:“无论从哪一方面研究中国文化的进化,都不能不注意科举制度。”

        作者是书,就广义的中国科举文化,从纵向和横向多个层面予以科学地阐释。纵向,追溯了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科举制滋生、萌芽、发展的历程。横向,考察了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滋生的科举制,反过来在其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中,如何一步步影响和改造了中国文化的气质与内涵,并直接影响着东亚文化教育圈的形成。

        该书为深入探讨中国科举文化,作出了长期的努力,积累了大量富于创新的学术成果,要言之,主要有下列几条:

        其一 考证了中国科举文化产生的源头,是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作者认为进士科的产生,是衡量科举制产生的最重要标准,而进士科的确立,正是在隋炀帝大业元年。

        其二 对直接决定中国科举文化学术内涵的唐代考试科目设置,作了深入的梳理,澄清了学界对唐初秀才科存废问题的模糊认识,解开了关于俊士科性质不明的疑窦。

        其三 提出了“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的观点。关于中国科举文化的影响力,作者考察了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延续1300年所发的威力,无论在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俗与心理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科举考试文化东传(东亚诸国实施科举考试)与西渐(欧洲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对世界文化发展产生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认为“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P、407)。作者还援引了英国罗伯特·英格尔于1835年发表的看法:“(中国科举考试竞争)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场变革。”(P、408)

        另外,《中国科举文化》一书,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作者运用材料新,大量材料都是作者亲自从国内外刊物和论著中挖掘出来,经过深入研究,对以往、国内外关于中国科举的议论或成见,决不盲从,一一经过自己考量,从而引出结论。故尔,通贯全书,其所探讨的学术问题,独出己见多有发明。

        比如,在日本,至今还流传着“科举、宦官、缠足”为中国三大奇习的讽刺。长期以来,总认为此言出于国人中有不满科举考试的士人的咒骂。研究科举的学者,也没有去深究。然而,《中国科举文化》的作者,为客观公正评价科举制,以“掘地三尺”的精神,挖掘史料。终于发现,这竟然是出于西方传教士对科举制的恶意诬蔑。正是他们,将鸦片、缠足、科举列为“三祸害”(见该书76页)。一个叫弗莱尔(Fryer)英国传教士,于1895年,在中国出版的英文《中国文库》上发起以“鸦片、缠足、科举为中国三祸害”为题的征文,奖金自5美元至50美元不等(见《中国科举文化》76页),至是年9月15日止,收到征文150篇!显然,这个征文动机不在批判科举制的弊病,而在于针对中国社会精英热衷于科举考试,严重阻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的现实,用这种破科举名声的手法,为废除科举制推波助澜。此举十分卑劣,使中国科举考试蒙上了恶名,流毒至广至深,自国人至于影响东亚。要不是本书作者下大功夫搜寻海内外科举文献,发掘出如此重要的史料,那我们至今还难以洗刷西方传教士泼在中国科举制身上的赃水。在百余年来科举研究中,这个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其卓然创见亦令人刮目相看。

        《中国科举文化》,刘海峰著,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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