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重若轻论科举 纵横驰骋议文化

    进入二十一世以来，科举学已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在科举学与科举制研究热中，如何认识和解读科举学，已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刘海峰的《中国科举文化》，正是应运而生的一部阐释科举学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力作。

    何谓“科举文化”？作者认为：科举文化有狭义与广义两种文化概念。狭义文化，指的是精神文明领域中与科举相关的文学、史学、哲学、教育、艺术、社会习俗、社会心理和价值观等。而广义文化，则是“科举时代的整个民族文化。”也就是中国进入科举时代后出现的中国文化新走向。作者并援引了国外学者Cresser克拉塞相同的看法：“无论从哪一方面研究中国文化的进化，都不能不注意科举制度。”

    作者是书，就广义的中国科举文化，从纵向和横向多个层面予以科学地阐释。纵向，追溯了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科举制滋生、萌芽、发展的历程。横向，考察了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滋生的科举制，反过来在其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中，如何一步步影响和改造了中国文化的气质与内涵，并直接影响着东亚文化教育圈的形成。

    该书为深入探讨中国科举文化，作出了长期的努力，积累了大量富于创新的学术成果，要言之，主要有下列几条：

    其一 考证了中国科举文化产生的源头，是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作者认为进士科的产生，是衡量科举制产生的最重要标准，而进士科的确立，正是在隋炀帝大业元年。

    其二 对直接决定中国科举文化学术内涵的唐代考试科目设置，作了深入的梳理，澄清了学界对唐初秀才科存废问题的模糊认识，解开了关于俊士科性质不明的疑窦。

    其三 提出了“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的观点。关于中国科举文化的影响力，作者考察了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延续1300年所发的威力，无论在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俗与心理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科举考试文化东传（东亚诸国实施科举考试）与西渐（欧洲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对世界文化发展产生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认为“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P、407）。作者还援引了英国罗伯特·英格尔于1835年发表的看法：“（中国科举考试竞争）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场变革。”（P、408）

    另外，《中国科举文化》一书，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作者运用材料新，大量材料都是作者亲自从国内外刊物和论著中挖掘出来，经过深入研究，对以往、国内外关于中国科举的议论或成见，决不盲从，一一经过自己考量，从而引出结论。故尔，通贯全书，其所探讨的学术问题，独出己见多有发明。

    比如，在日本，至今还流传着“科举、宦官、缠足”为中国三大奇习的讽刺。长期以来，总认为此言出于国人中有不满科举考试的士人的咒骂。研究科举的学者，也没有去深究。然而，《中国科举文化》的作者，为客观公正评价科举制，以“掘地三尺”的精神，挖掘史料。终于发现，这竟然是出于西方传教士对科举制的恶意诬蔑。正是他们，将鸦片、缠足、科举列为“三祸害”（见该书76页）。一个叫弗莱尔（Fryer）英国传教士，于1895年，在中国出版的英文《中国文库》上发起以“鸦片、缠足、科举为中国三祸害”为题的征文，奖金自5美元至50美元不等（见《中国科举文化》76页），至是年9月15日止，收到征文150篇！显然，这个征文动机不在批判科举制的弊病，而在于针对中国社会精英热衷于科举考试，严重阻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的现实，用这种破科举名声的手法，为废除科举制推波助澜。此举十分卑劣，使中国科举考试蒙上了恶名，流毒至广至深，自国人至于影响东亚。要不是本书作者下大功夫搜寻海内外科举文献，发掘出如此重要的史料，那我们至今还难以洗刷西方传教士泼在中国科举制身上的赃水。在百余年来科举研究中，这个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其卓然创见亦令人刮目相看。

    《中国科举文化》，刘海峰著，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