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江绍原札记二则

    一、“一面之缘”

    1953年秋末的一个周六（那年头没有双休日制度，周六是要上课上班的），父亲对我说：下午不必去上学，到大礼堂听江绍原先生的“检查”，实际上是听讲课，这样的学者讲演，以后很难再听到的……记得还叮嘱要早点儿去。于是午饭后，我早早地去了礼堂。地点在山西大学校园内，我所就读的附中就在校园内，我那时的“家”也在校园内。

    1953年的记忆中有三件事印象深刻，一是画家徐悲鸿去世，二是苏联的斯大林之死，三就是江绍原“检查”。那一年我读初中三年级，父亲的同事们常来家中闲聊，自然都是山西大学的老师们。每到这时，我就得去另外一边的书桌做自己的功课，不过，耳朵可并没闲着，很喜欢听这些教授们的茶余饭后“闲话”。那一时段常听到“江绍原”的名字，只是未能与具体的人物对上号。记得较清楚而内容又较集中的是，江先生在讲课时语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有需要和“毛先生”商榷的地方，云云。这可就犯了大忌，居然称我们的伟大领袖为“毛先生”，这还了得！不少人为江氏担着心，大约已经停了他的课。一位年轻助教，似姓黄，认为这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或学术的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不仅仅是检查，应该……我不记得到底“应该”怎样？几乎有半个月左右，我耳熟能详的都是这桩大新闻。也有人认为，江先生的书生气太重，就称“毛泽东同志”也可以嘛。忆中似乎只有教育系的教授孙经灏先生认为，称“先生”没什么，没必要大惊小怪。孙先生是位慈祥长者，和我们同宿舍区，算近邻，从未把我当小孩看，每次碰到都微带笑容地和我招呼，故而记得他。

    大礼堂是当年山西大学标志性建筑，阎锡山时代的，正面外观有点像教堂。彼时全校的集会、报告以及文艺演出都在这里。那天下午，主席台中央安放了个讲课用的台子，装有麦克风，没有任何布置如标语、横幅之类，只有会议主持人，当时的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赵宗复。之所以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元旦文艺晚会征集灯谜，父亲提供了好几条，其中有京戏剧目“搜孤救赵”为谜面，打一当代人名，谜底即是“赵宗复”。会场大有人满之患，连四面窗台上也坐了人，似乎都是大学生，印象中没看到一个年老的教师。我因去得早，挑了个中间靠前的座位。主持人宣布了一下会议的宗旨，甚至都未提“检讨”这样的词，原话已记不清，只觉得主持人很平和，或者说很有分寸地请江绍原先生在这儿谈谈他某些错误的学术思想等等。那个年头对待知识分子自无法与后来相提并论。接着，江绍原先生从主席台前右边的阶梯上场了，与我距离约十多米左右，看得较清晰。我颇觉吃惊，原来在家中偷听大人们议论的江绍原，我在校园内早就见过的。五十岁左右，头发乌黑全往后梳，前额较宽而稍显谢顶，身材不高，常着藏青色长衫；鼻梁上一架金丝边眼镜。那时穿长衫与西服会招人议论，大多穿所谓“解放服”，蓝色、灰色。大约是那一辈学人的习惯吧，即使像我这样的未成年人，如果在外面目光相遇，他也会给以微笑并点点头的。今天的出场，他的长衫外加了件对襟大褂，手中拿着一叠讲稿，不过，从头至尾约一小时的讲话，他并未看一眼手中的讲稿。当时的感觉就是“讲座”或“讲演”，很从容，显然是作了充分的“备课”的。

    六十年前的情景清晰如昨，是因为年少记性好，加之平素的耳濡目染影响和后来的人生经历所致。但那时的我毕竟才初三学生，不可能理解民俗学、社会学、文艺学等高深理论。少年时的注意点似全在关于对“毛先生”的解释，似乎也是这个会议的要点所在，我甚至以为来会的这么多人的兴趣也正在这一点。江绍原先生只在“检查”的最后才提到，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关于称呼“毛先生”的问题，本没有必要作什么解释的……作为学者，或者说作为知识分子，对于我们所敬仰的人都是尊称之为“先生”的，向来如此。譬如称顾炎武，我们必得称“亭林先生”，称黄宗羲“梨洲先生”，称王夫之“船山先生”……

    江的讲话，口齿清晰，语调平和，略带南方口音，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全场鸦雀无声，似乎如我一样，不是去听一个人的“检查”，而是要“一睹风采”，聆听一曲广陵绝响的。那篇“检查”的原稿，江家的后人是否存留？引人悬想，应该是一篇难得的妙文。

    接着江的讲话结束，有年轻助教（或者也有大学生）三五人联翩上台作批判性发言，显见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都是捧着发言稿，声调激昂。指“江绍原先生”（尚未直呼其名）的检查极不深刻，对自己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毫无触及，认识上也无丝毫改变……批判发言过程中，江先生曾递条子给主持人，大约认为有被曲解或无理的地方而有必要再作申辩。这有点像丙午“文化大革命”中俞平伯先生挨批斗时，对于“反动学术权威”的桂冠，只承认“反动”，抵死也不承认“学术权威”一样，让人感到十足的“书生气”了。会议主持人表示“因时间关系”而婉拒了江绍原补充发言的小条子。

    会议的最后一项是山西大学校长，又任山西副省长的邓初民讲话。邓一身米黄色中山装，自后台缓缓踱出，全场鼓掌（这次大会上唯一的掌声似由主持人开始的）。邓校长的讲话慢条斯理，没有讲稿，他的湖北石首乡音与普通话较接近，容易听懂，口才也佳。他除了以礼貌称江绍原先生“学者”“名教授”而外，说到了某年月日南开大学的张校长（我记不准是否是“张校长”？）写了介绍信。给人的印象，似乎在撇清一下，不是我们主动聘请江某人来山大任教的……

    不久，江先生离开了太原，正是全国高校所谓“院系调整”的当口，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都被从高校的系科中抹去了，不开设了。山西大学，这所山西省唯一有历史积淀的高等学府不复存在了，被肢分成太原工学院、山西师范学院、山西医学院、山西农学院……我所就读的附中也失去了依傍，被划拨到太原市第一中学。正好我也随父亲离开太原回南了。

    六十年间，我一直存留着少年时代的记忆，很奇怪吗？1957年底至1958年初，我19岁，生平头一遭受到“重点批判”，有些措手不及且莫名所以，于是自然地联想起江绍原先生那次的遭遇，江先生是幸运的。也时常想到当年老父亲叮嘱的“以后很难再听到的……”不幸而言中了。

    二、一件信函的误置

    中华书局2006年刊出《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大16开，精装，影印。是江先生之女江小蕙女士供稿并编辑，其文献价值自毋庸置疑。时下有些名人之后在撰写回忆文字纪念先辈，或整理先人的遗墨如日记、信函等，难免会有“为亲者讳”的情况，有的甚至“代庖”，另起炉灶者，亦容或有之，这些都可以理解。而一旦成了“天下之公器”，那就难免会“沉者自沉，浮者自浮”的，记住。这书是影印，自不属以上所说，不过，我这里要说的是眼前无法回避的，即编者的“前言”。（每通信札后的“介绍”就不说了，因过于耗神，力有不逮。）

    “前言”中提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江绍原）因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反对伪国大代表选举大会’，并在当时出版的《华北日报》上发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遭到警方威胁，不准他在北平各院校任教，被迫离平往山西大学……”“参加”“威胁”“不准”等等，我不想妄评，江先生是否1945年后在延安的《华北日报》上撰文“反对国民党”也是有旧报可查的，无须多说。而他在山西大学之前曾任教于天津南开大学，时间均是解放以后，昔年（1953）山西大学邓校长在大会上的讲话可证。我“为尊者讳”，没有细说，但于时间上总不应相差过远。“前言”中又说江先生“1950年在山西担任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期间，又遭‘拔白旗’迫害而病倒”云云。山西全省1954年之前只有山西大学一所高等学府，山西师范学院是1954年所谓“院系调整”之后才有的牌号，且当年山大英语系主任并不姓江（我忘记其名讳）。高校的“拔白旗”是1957年“反右”之后的1958年，所谓“教育革命”的重头戏，这之前是没有“拔白旗”的提法的。教师们（也包括一些学生）即使逃过了“划右”一劫，也一定会在这场“教育革命”中重新“洗澡”……那一时段在高校呆过的人不会“失忆”。

    “前言”中还说“1972年又遭造反派的专政和抄家”，这就更离谱了。“造反派”“抄家”，这是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的事，到了1972年已是林彪事件之后，“五七干校”的“牛鬼蛇神们”陆续返回原地。发誓要将之进行到底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将走到尽头。说实在的，到1972年时已经无“家”可“抄”了。再过几年，或者最迟到八十年代，这些“名人手札”才会像劫后之余烬而发还……

    本书的“编后记”说，“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多加指正”。虽是套语，谅还不至于嫌我的坦陈。不过，下面要指的一点疏漏，似乎就不仅仅是编者的问题了。即郭沫若的一封信函（见238页），先按原信录其后部分如下：

    ……我们很同意学术栏编者的意见，希望你能够誊清。再付排时也可以免掉不必要和不愉快的错误。假使可能的话，能够精简一些，恐怕更好。因为目前大家都很忙，太长的文字不大受欢迎，太迂回的文字也不大受欢迎。尤其带学术性的文章，似乎以简捷了当为更能引人入胜也。大稿仍以登“学术”为宜，谨遵嘱“邮还”，兹望能用有格原稿饬人誊清。此为编者排者读者均是功德。专复顺致敬礼！

    信文八行笺共两页，毛笔直行书写，全文未分行，也无抬头之类，唯用了新式标点。据编者的“略加介绍”和编年，说这是1936年郭对江氏文稿提出改进意见的复信。一则我从未研读过郭的大著（年轻时曾读过《女神》之类），二者晚景暮年，精力不济，只好请益于旧友胡至善教授①。回覆说，1936年嘛，似尚在日本落魄，大约1937年因倭难渐炽而返国，迫于势耳。这只需查一下“年谱”岂不了然？至善先生虽过耄耋之年，毕竟是老一辈人，且思路清晰，当不至差误到哪里去。我所疑者，乃在其行文到语气，几全无1936年彼时的分际，怎么就至于下断语并作简介呢？

    说至此，我试举已故著名学者杨树达的投稿经历，看看有无类似处。他在《耐林庼甲文说》的自序云：

    初余于1952年3月取积微居甲文说送中国科学院审查出版，不至何故审查人搁置一年不报，余无已，同书陶孟和先生询之，遂由院别请一人审查，久之得复，从原稿七十篇中选定十篇，谓可刊行……

    杨先生认为这些文章都是他多年的学术积累，“辛勤采获，在甲文中证验明确，毫无可疑者，亦在摒弃之列，以是余颇愤愤，心不能平。继思审查人不知谁氏，度亦治学之人，宜不至故与余立异，特学力未到，不能认识耳。因此余不复与之辩论，而以书达科学院院长郭鼎堂先生请其审定……”

    “序”后的落款日期是1954年。阅后只感觉杨先生的可爱，似乎有点像秦香莲的状子转到了陈世美的手中。关于杨树达的著作出版问题，郭沫若，即所称“郭鼎堂”曾有信函致杨，其中有云：今日著述立说，当对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云云。②这语气声口与回覆江绍原信函是否相类似？

    近些年来我对出版物中的影印本有偏爱，以为保存了真实信息，可靠可信，免受愚弄甚至被骗。幸好这部《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正是以影印形式出版，否则对这封信函即使有上面辨析恐也难称定谳。因为是原件影印，信纸每页上方均印有红色印刷体“中国科学院”五个字。这是1949年后才有的机构，院长正是“郭鼎堂”。信纸左边框外印有小号字的“电报挂号”“电话”，而页下则印着“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九号”，这正是当年中科院刚成立时的办公地点。

    注：

    ① 胡至善，湖北沔阳人，原湖北大学古籍所教授。早年研攻“现代文学”，后专攻古训诂小学，曾任《汉语大字典》编审。有《学生古今汉语字典》等撰著。

    ② 这段文字是本人十多年前读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于页眉上所作笔记，可惜未标出处，故在此未用引号，但绝非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