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灵异与气场

    萧红的作品不够成熟。有些语句不合语法，生涩别扭，结构散漫，不合乎小说常规。评论家指出其缺陷，的确言之凿凿。

    然而，如此不成熟的作品，为什么数十年流传下来，产生了越来越强劲的吸引力呢？

    评论家认为是女性主义理论家“拔高”所致。我觉得也有其道理，萧红的作品是不能用既定的理论阐释的。说其“伟大”，恐怕萧红如地下有知，也只能默然否认。因为她从来不求什么“伟大”，反倒总是从别人不经意的细微处着笔落墨。

    其实，任何作家作品都不可能依靠外力赢得读者的喜爱，也不可能凭藉权力和金钱扭转这种喜爱。

    作家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源于自身的内在价值和文化底蕴，其他皆无济于事。对于萧红来说，她的那些欠成熟作品的吸引力，来自一种灵异和气场，这是不能用文学概论的既定理论解释的。

    所谓灵异，就是一种尚未被人类发现的奇异的生命潜意识形态，可以把这种形态称为灵异现象。文学艺术，是人类生活中较多出现灵异现象的领域。有的人孜孜矻矻数十年，经过刻苦的学习和严格的训练，写出的作品非常规范、老成，却一般化，更谈不上传世；有的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完备的培训，文字并不成熟，却出手不凡，一写就冒出令人惊异的才气。人们不能不惊叹遇到了天才和灵异。文学史上中国唐朝的“鬼才”李贺、现代的鲁迅、曹禺、沈从文、废名，英国写出《简爱》、《呼啸山庄》的勃朗特姐妹等等，就是这种“文学灵异”。萧红、张爱玲也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灵异群中的两位女性。

    你看萧红的成名之作《生死场》，绝不写任何大场面，而是从“山羊”、“榆树的根端”、“山羊的胡子流延着”的“粘沫”等等“梦魂”般的细微处用笔，却在读者眼前呈现出一幅幅明丽和新鲜的画面。虽然不过是略图，但如鲁迅所言“已经力透纸背”，透发出了对人情、世情、自然之情幽细、深刻的体悟和观察。数十年后改编成话剧，满场流溢活灵灵的生气，使人感到“鲜活人生扑面而来”(韩少华语)，就不能不叹服萧红的生命力了。以后的《后花园》、《小城三月》就更其幽幻，而成熟之作《呼兰河传》，则梦一般的朦胧、幽邃，令后世几代人梦中绕梁。我愿拈出萧红自己的两个词来形容她的文笔：“苍凉、幽渺”。萧红恰是以“苍凉、幽渺”之笔写出了“幽美的故事”。

    还有那篇《回忆鲁迅先生》，完全以女性作家所特有的细腻和罕见的天赋，捕捉生活中的典型细节，活生生地以画面感极强的形象出之，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如感其情，没用一句夸大的赞誉和空洞的议论，就把一个和蔼可亲、老练深沉的鲁迅活脱脱地托将出来了。例如关于鲁迅笑声的描绘、海婴给父亲烟嘴上插香烟等等，都无不极为生动、深含意蕴地凸现出了鲁迅独特的个性。萧红的描写是这样富有视觉形象和画面感，简直可以直接当作电影或电视剧的分镜头剧本进行拍摄，摄成一放肯定效果奇妙。如“魁夺菊花诗”的潇湘妃子林黛玉那样，萧红在浩如烟海的回忆鲁迅文章中独占鳌头，实现了她要“凭着记忆，一点一滴”写出鲁迅慈祥形象的愿望，远远超越了许多老作家。

    据靳以回忆，萧红1939年在重庆黄桷树镇秉庄写《回忆鲁迅先生》时，同居的端木蕻良问她：“你在写什么文章？”

    萧红一面把原稿掩上，一面低声回答：“我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

    端木蕻良凑近看了看，鄙夷地笑起来说：“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萧红脸红了，对他说：“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

    其实，端木蕻良认为不“值得写”的地方，恰恰是萧红写得最妙的过人之处，也是文学的真谛所在。创作是细节的艺术呈现。萧红的文学气场，正是从她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出发，以“越轨”而准确、细腻的笔致，刻划这种看来不“值得写”的细节，从而烘托而成的。文学天赋就是对生命具有深入骨髓的超凡体验，又对生活细节与语言文字具有先天的敏锐感觉，并具有超越凡尘、无比丰富的诗化的情思与想象力，善于将生命体验用突兀、质感、含有特殊传感系统的文字和文体刻划和表现出来，传递给对生命有过类似体验的人以产生共鸣。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这三位萧红的男友，在中国现代男性作家中称得上是俊杰，但他们文学上的灵性和对文学真谛的领悟，与萧红是没有可比性的。因而他们的气场以及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力，也无法与萧红相比。当然，这种天才作家的灵异与气场是需要社会的认知与良好文学生态保护的。作家自己也要知道自我珍惜。不然如曹禺先生那样在思想改造中修改《雷雨》等作品，遵照领导意图“命题作文”，被各种“称颂”“迷惑”、“混乱”、“作践”了，以至后来失去“灵通宝玉”(黄永玉语)，未能“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巴金语)，就太令人惋惜了。

    所谓气场，是一种吸引力，一种魔力，也可以说是某种具备神秘能量的魔咒。具有气场的作家，不论他或她怎么写，总能吸引人们的目光，受到人们的关注，是对生命的共同体验使这些作家与读者紧紧系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难以言状的气场，相互怜惜着，相通着。而这些作家之间，也往往惺惺惜惺惺，相互爱惜。鲁迅有这种气场，他所倾心提携的萧红同样有这种气场。有人说鲁迅与萧红是“精神恋爱”，未免缺乏根据。但说是两位一老一少“文学灵异”的相知相通，气场相合，却并非没有道理。否则，鲁迅为什么对萧红的服饰那样注意又做出那般精辟的评品；萧红又怎能注意到鲁迅晚年在枕边放着一幅木刻画，小得和纸烟包里的商标差不多。画面上，一个诗人手捏诗卷在朗诵，地面盛开着红玫瑰花；远方，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长发的女人在大风中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