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题材的第三阶段

    最近几年，红色题材影视作品持续走红，反映了人们认识历史、追本溯源的强烈内心需要，同时，也说明文艺工作者对红色题材的表现和发掘有了更高的水平，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促成了人们想看、爱看、看不厌的局面。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一直都是相互作用着的，比如电视剧《潜伏》就是改编自同名短篇小说，而热播的电视剧往往都会出版影视同期书。在众多的作者中，浙江作家海飞是同时从事编剧和文学创作并且两方面都游刃有余的一位。其最近的影视剧代表作品是《旗袍》，今年又出版了同类题材的长篇小说《向延安》。《向延安》读罢，顿生人世沧桑之感，同时，也对建国以来的红色题材长篇小说有了一个脉络性的认识。

    红色题材的长篇小说，第一个高潮出现在1949至1966年间，文学史上叫做“十七年文学”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等数十部，堪称经典云集，至今一直在不断地再版和影视剧改编之中。虽然这一时期的红色题材长篇小说有写正面战场的、有写乡村斗争的、有写学生运动的、有写城市革命的，不一而足，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均从正面人物出发来塑造形象、结构故事，它们所表现的一个共同的主题是：走红色道路是理所当然的正确选择。这一时期的作家们致力于创造“典型人物”，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在人们的观念里，这些“典型”甚至已经不再是文学形象，而成为真实存在于历史生活中的人物。

    在红色题材的第二阶段，作品不多，然而实力雄厚，并且内容更加广阔，具有了“史诗”性质，因而，更准确地来讲，应该称之为“革命历史题材”。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是《白鹿原》和《最后一个匈奴》。这两部长篇小说的作者——陈忠实和高建群，都是陕西作家，而且，这两部大作品都是初版于1993年。在这两部作品中，人物变得复杂起来，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形象不再那么鲜明，其区别不再体现在表层身份与经历，而是与人性挂钩，体现在心灵层面上，人性的选择更加丰富，每个人物的心灵都经历了一番曲折与变化，从而使得作品有了更深层次的肯定与否定。并且引入了传奇性，有了更开阔的想象。从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走红色道路的人不必非是根正苗红的。

    然后就到了《向延安》这一阶段。“谍战”这一题材的发掘，在拓宽中国文学题材领域的同时，也由于时代的发展、影视改编的需要和众多专业作家的参与，从而大大提高了红色题材的思想性、可读性和艺术性。我们看到，一方面，题材得到了扩展，另一方面，它们并不止于揭秘，其所探讨的问题也在不断深入。比如，《向延安》就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管什么出身的人——都会走上红色道路，而且坚定不渝。它们以每一个人物个案来说明，做出这样的选择，既是时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其内在价值实现的需要，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我们从《向延安》看到，红色题材有了不同于前两个阶段的别一样的写法，也创造出了不同于“典型人物”与“历史生活人物”的别一样的人物。这样的写法，不是硝烟弥漫、尘土飞扬的，也不是客观冷静、庄重严正的，而是充满了人性的柔软，调动了人的亲情、爱情、友情，调动了血肉之躯的悲欢、寂寥与坚持，也将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对血缘关系的依赖和对家国的忧患有机地融合了起来。这样的人物，不是非此即彼的，也不是高歌猛进的，他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边缘人，甚至是一个局外人，然而，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也是一个需要理想并且坚持理想的有所担当的人——“向延安”，从一个上海滩热爱做饭的少爷的理想，到一种看似逆向而动的表现，再到变成一个默默无闻的名字，见证了这个人物的执著、血性与宠辱不惊，到最后，这个人物不仅为我们贡献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与传奇，更为我们贡献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人生态度。

    纵观红色题材的这三个阶段，我们可以发现，作家们的视界越来越开阔，视点也越来越高，其作品逐步丰富着世界性的品质。如今，文学题材的潮动到了新一代作家这里，再次发现了革命与历史，发现了隐藏在其中的传奇、惊险与人生选择的复杂性，作家与读者一道，踏上了追寻人生永恒价值与意义的旅程。《向延安》所塑造的这个崭新的、现代的、另类的、侠隐一般的人物形象，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具有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