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布偶里的叙事社会学

    翻开长篇小说《布偶》的第一页，我正坐在公交车上。四周是疲备的乘客，照进车厢的阳光有些颓废和刺眼。渐渐地，汽车引擎的轰鸣声和售票员的吆喝声被文字带来的宁静所隔离。翻到第四页，我就再也没有停下。就这样，花了两天时间我读完了这部小说。

    布偶这个物什，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个不祥之物。民间有往布偶上扎针用来诅咒仇人的恶毒做法。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丫鬟雁儿就做了颂莲的布偶，密密麻麻扎满了针，咒她早死。甚至连外国人也会这么做——2008年6月，欧洲杯意大利与西班牙的生死大战前夕，西班牙马德里的商店中，到处可见扎了四根小银针的意大利布偶小人，这个穿着4号球裤的布偶可以被看做是西班牙球迷对意大利队的“诅咒”。

    在陈河的《布偶》中，出现过两个布偶。一个是华侨纺织厂厂医裴达峰出生后，他的德国母亲为他缝制的布偶。这个布偶在其母亲出走后，父亲把他遗弃在波恩的孤儿院时放在了襁褓中。此后，这个布偶一直伴随着裴达峰，即便后来跟随父亲到了中国也没有丢弃。另一个布偶出现在作为华侨纺织厂厂房的中国南方W市被废弃利用的大教堂一个阴暗角落。这是狭小的一个验布间，年轻的修理工莫丘热恋的姑娘柯依丽平时就是在这里工作。在两个单纯的青年男女不小心吃了禁果后，柯依丽怀了身孕。由于柯依丽和所有厂里的职工一样，都是有着华侨和准华侨的身份，那么，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莫丘便成了纺织厂唯一的“外来人”。天真的莫丘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踏进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他借口修理灯泡走进黑暗的验布间探望柯依丽时，吃惊地发现，在姑娘平时的座位上放着一个没有脸和眼睛的布偶，在布偶的小腹上，森然插着一把他平时用的八英寸长的铁扳钳。

    和国内大多数作家创作的有关“文革”时期的小说不同，陈河描写的不是读者们熟悉的中国农村、工厂、街道或者军队生活，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人群和特殊的地方。W市是一个华侨众多的城市，很多人借助海外关系，飘洋过海到国外谋生。“文革”的到来，使得他们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模式，而共同的命运又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在一个名叫昌恕的华侨的带领下，趁武斗之乱“占领”了城西的大教堂，在里面办起了纺织厂。纺织厂收留了被赶出大教堂的傅西科主教，让他在厂里发放工具，这座教堂还是他的曾祖父代理意大利教会建起来的。虽然昌恕是厂长，但所有人都明白，这里的“精神领袖”却是厂医裴达峰。裴家有个神秘的花园，每年一度会在那里举行一场聚会，受到邀请的人都是经过严格遴选并被要求严守秘密，厂里每一个人都以接到邀请为荣。这个充满了异国情调的聚会像是一场美梦，除了有精致罕见的水晶酒杯，还有鸡尾酒、古典音乐和低垂的绣花窗帘，以及如梦似幻的月光舞会。这个夜晚，人人都便成了公主和绅士——这一切，除了勾引起人们对国外生活的向往和留恋，也在暗中培养着另一种黑暗的东西，那就是仇恨。于是，“红色”家庭出身的青年莫丘和未来要嫁给海外厨师的柯依丽相恋，变成了厂子里全体华侨们心目中无法容忍和饶恕的事情。尤其是裴达峰医生，这个从小就被父母遗弃、无论在德国还是在中国都备受歧视的混血儿，从未真正享受过爱的滋味。严肃正派、衣冠楚楚的外表，掩饰不住他内心疯狂的嫉妒；早年压抑的自卑，又使他对女性的身体产生极度变态的窥视欲。于是，热爱着恋人的莫丘被一步步引入一个陷阱，最终以“强奸罪”发配到荒蛮的青海服刑，而单纯善良的柯依丽在怀着身孕远赴青海寻找莫丘未果后，被家人接回，分娩时又愚昧地丧生在居心叵测的裴达峰手中。

    显然，书中布偶的出现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如果说裴达峰母亲做的布偶是给孩子的安慰玩具，到后来则变成使裴达峰无法忘怀自己一生充满耻辱的见证物。这个布偶深藏着裴达峰对人生的绝望和虚无感，也深藏着对人深深的仇视。及至“文革”之乱开始，他便想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德国，毕竟那里是另一个世界。莫丘和柯依丽的爱情刺激了他，自此，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便常常出现在教堂深处黑洞洞的窗口后。莫丘看到的像真人大小的布偶，无疑是小布偶“生下”的仇恨之子，冷冰冰的扳手更是令人毛骨悚然。这是来自人心最黑暗的诅咒，也是对人类最纯真情感的公然复仇。俄罗斯天才的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曾经拍过一个名叫《4》的电影，里面有一个村子，全村人以做布偶为生，而影片的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被死亡占领的城市、荒芜的农庄，和一个即将消失的人类族群的末日景象。看来，没有生命的布偶不仅仅是人性丧失的象征，也映现着死神那充满仇恨和冷酷的面孔。

    作者陈河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并未直接展示“文革”给人性带来的毁灭，而是通过描写昔日作为庇护所象征的大教堂中的这群“世外”华侨的生活，通过对几个人物神秘命运和具有传奇性经历的描写，一点一点揭开了看似远离社会生活的这些人的爱恨情仇，透视着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大地那场浩劫给人们心灵带来的戕害。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大魅力不仅仅是讲述了一个神秘的故事（像李敬泽先生所说的“是一份奇异的中国秘史”），而且也体现在作者讲故事的方式。他的叙述所呈现的陌生感，拓展了“文革”题材似曾相识的叙述角度。这段历史的发生地是一座天主教堂，其哥特式建筑结构，也与作者的叙述方式相呼应：神秘、幽深，每个人物个人的命运遭遇宛如环形回廊般曲折莫测，生之希望仿佛透过七彩玻璃的阳光，模糊诱人而又高不可攀。教堂原本信仰之所，庇护众生的神圣之处，却成了被损害者损害他人的犯罪场所，象征着森林和天堂的穹顶下则是荒芜的人间乱世。即便是原来的主教傅西科，也像这座废弃的教堂一样，对眼前发生的罪恶完全束手无策。作者在这个结构复杂的小说中，设置了和教堂建筑同样复杂多变的悬念，譬如几个主角的身世，裴家花园的秘密，国家外事活动和纺织厂华侨的命运等等，通过对场景和人物最细微的描写表现，折射出当时意识形态已经渗入对每个人皮肉和灵魂的控制。我在某篇文章中谈到过这种控制产生的后果：“作用于人的关系的各种因素，不仅仅局限于各个对象之间的互动；扭曲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国家制度、宗教文化等等看似抽象的隐形人，都会把它们直接或者间接的爪子，伸进人与人关系的连接处，牢牢控制或影响着人们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毋庸置疑，陈河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将这一点极有说服力地予以了历史的还原和再现。

    如果说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旨在表现人性和人在历史中的命运，那么，杰出的小说家依靠的是自身的创造力将身处其中的复杂的历史境况进行文学化的处理，以达到更普遍的能指，并再现历史的真实。正如批评家耿占春先生所言：“一个小说家可能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他无疑知道一种小说的叙事形式或叙事结构与历史的或者社会结构之间的微妙联系。但是，当他孤独地进行叙事形式的探索时，几乎没人知道他在对现实和历史进行更深入的探询。”我以为，陈河创作的《布偶》难能可贵地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