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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10月19日 星期三

    对散文和散文家的爱与知

    徐 鲁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0月19日   11 版)
    《今文渊源》,刘绪源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23.00元

        暮春时节,收到刘绪源君惠赠的两本新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和《今文渊源》。这两本书我都很喜欢,断断续续读到了现在,不觉已近中秋了。

        “谈话录”一书,尽管也是“谈话风”的美文,处处有“诗与真”的闪光,可是其中的学问广博精深,如我等不学者,实在是不敢置喙。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和感想就是:如果当代有更多的学者,都能够把自己的学术著作写成这等亲切、清丽和萧散的散文风格,而且在篇幅上也能像这本书一样简约和节制,不使人望而生畏,不拒人千里之外,那么对于我等读者来说,就真是有福了。

        《今文渊源》全书正文分上下两编,每编收八篇文章。这两编“美文”在结集之前,分别以“闲说谈话风”和“今文渊源”为专栏名称,在2007年和2009年的《上海文学》上陆续刊载过。我最初就是从《上海文学》上,跟踪阅读过这两个专栏,现在看到结集,算是重读。

        女诗人薛涛《寄旧诗与元微之》有句:“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今文渊源》里充满了作者对现代散文前世今生的“细腻风光”的真知灼见。作为一部“现代散文史论”,虽然只有十二三万字的篇幅,却正如作者所言,“写来潇潇散散,其实却是我花力气最大的书稿”。他为这本书付出的准备和写作时间,前前后后竟有十四五年之多。仅从本书附录的那份《作家、作品、报刊名索引》看,就有将近1000个词条之多,由此可见其涉猎之广,包含的信息量之大。写作者不惜为一本篇幅简约的小书付出漫长的时日和采撷的艰辛,我们来享受这学术的金枝和智慧的美果。

        正文之前有鲲西先生的短序,起首即称赞这本书“本身不是文学史,但它的视点将来必有助于文学史的编写”,并认为绪源君是散文文体解读的“开拓者”。绪源君在本书跋语里,也透露给我们另一个信息:他写这本书,是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为“榜样”的,即用轻灵好读的散文文笔,表述自己的学术发现,力图写成一本“轻灵可读、文学性强但又充满学术创见的小型专著”。实际上,《今文渊源》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又因为书中着力探讨的是现代散文史上“谈话风”的文体渊源和转移秘密,所以,作者写这本书所采用的笔调,也有意靠近那样一种娓娓絮语式的“谈话风”。我甚至还觉得,这本书的文字里还有鲁迅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中国小说史略》的笔意。

        上编从“谈话风”散文的诞生谈起。所谓“谈话风”,简单说就是用平淡的谈话,表述深刻的意味,行文从容、平白、清浅、耐心,而又处处讲究叙述的趣味,甚至不惮于把文章写得如同和小孩子说话般的“一清如水”。

        绪源君分析说,“谈话风”散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第一代的新文学家中大行其道,其内在的原因,是那一代文人自身的特性所致。那一代文人,大都能洒脱地游走在各种学问之间,素养深厚而心态自由,各具个性而又总能发出启人深思的声音。他们作文编集,往往“以完整表达自己的真性情为最高标准”,喜欢有益复有趣的随意发挥,内心充实高傲而天趣丰饶盎然,文章里总是会充满“灵动滋润的气息”。这种气息,甚至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作家的创作生命力的强弱和短长。

        绪源在书中动用了许多在时间上跨越了现代和当代两个时期的文坛老将做例子,为我们找出了一些散文写作上的“秘密”:“那些最有‘后劲’的文坛老将,恰恰都是擅长‘谈话风’的”;“上好的‘谈话风’最本质的要求就是能表达作者的真人、真性情。如在思想、人格、学问、情趣上鲜有魅力,那‘谈话风’也将是最能泄底的一种形式。”当然,他也用另一些个案证实,到了1949年,“谈话风”基本已经绝迹。只有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我们才又在硕果仅存的、少数可称为“文人”的文字里,重新找到“谈话风”的一星半点微光。

        上编中还援引了不少具体的文本做例证,梳理了现代散文的三大重镇——即胡适、周作人、鲁迅的散文丰神的异同,以及他们各自的散文风格所生成的原因和变迁转移的秘密。例如他认为,三人相较,胡适的文体里虽有“学问”,却注重“实用”,其“一清如水”的平白文字,是为了“让更多人懂的”;周作人的文体倾向“艺术”,闲适之中犹有“苦味”,那是为了“只给与自己处于同一层面的读者拈花微笑”;鲁迅的文体则偏重“战斗”,是“思想的”,同时又是“艺术的”,其辛辣和深刻,恰恰就是为了他的“敌人”。因此,绪源君对鲁迅的评价是最高的。他认为,“鲁迅精神”之所以能在浩瀚复杂的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而且使后来的文人们常常远不如他,原因有三:“一是因为他那思想家的无比的锐利和深刻,一是因为他的艺术家的独到的魅力,还有就是他那学问家的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说到鲁迅的文体时,绪源君还特意引录了《且介亭杂文末编》中1936年杂文目录为例,盛赞那时的杂文和散文文本是多么丰富斑斓,思路是何其开阔,并发出如此感慨:“把这些文章翻一遍就会明白,现在被报刊标明‘杂文’的杂文,路子已窄到什么程度了!”

        由此也可见,绪源君对“今文渊源”的梳理和厘清,是为了检讨今日散文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也对明天的散文做一些善意的“臆想”,期望新散文能有一个华丽转身。《今文渊源》下编即涉足“消费性”的一面,从林语堂的“论语派”与“礼拜六”这些开始面向“市场”的文体谈起,一路谈下来,其间涉及了京派散文、女性散文、学者散文,直到后来一度盛行的“小女人散文”、“大散文”等等。下编的文字里多有批判和忧虑的成分。原因就是今日的一些散文,自甘局促,已经沦落到面目可厌、味同嚼蜡的地步,早已失去了散文应有的性灵、蕴藉、丰盈和情趣。

        当然,他还是从积极的一面,给今天的新散文总结出了几条振聋发聩的教训。例如,散文作家只应该服从自己的创作个性,而无法被动地接受外在的风格样式的框范和号召;散文作家不宜一味“面对市场”,更不能受控于市场趣味,而只应该“面对真实的自己”;真正第一流的散文和散文家,是无法“推动”、“组织”、“催生”和“赋得”的,而只能是自然生成、水到渠成、“即兴”偶成的;散文“宜杂不宜专”,必须有“丰富和新鲜的保证”,等等。他不仅分析了许多成功的和失败的具体文本,而且是把自己对散文的心智与体验糅合了进去。

        “散文不同于小说、戏剧,不能虚构,一无依傍,只能靠人本身的魅力取胜。这样看来,在文学的其他门类面前,散文家仿佛吃亏了。其实恰恰相反,正因为不能靠别的外在的魅惑力,只有表现真人,发掘真人,才能写出好的散文,这在对人的要求和对文学的要求上,就变得无比的高了——于是,散文也才成了真正的纯文学。”在本书快结束时,绪源君在写下此段文字之后,不禁又动情地抒写了这样一句收束语:“祝福你,散文家——你应该是幸运的!”

        至此,对于散文和散文家的爱与知,已经尽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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