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的一位老年朋友在《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8月12日)上发表一篇题为《〈书前书后〉的书名》的短文。一则捍卫他20年前一本书书名的“初用权”,再则指责后来人沿用了这个书名的不当。老先生在用《书前书后》的书名前,曾声明“书名商标不受保护,和尚用得,阿Q也用得”。又因为他“习惯用自己的杯喝水”,“为了不错拿别人用过的杯,曾经认真检查,并未发现有珠玉在前”。这就难怪老先生如此珍惜这个“初用权”。那些后来也用同一书名的人则似乎是阿Q的嫌犯,偷用了和尚用过的杯,而和尚用过的杯,无疑是指老先生用过的杯。不过老先生宅心仁厚,紧跟在后面写了一段宽恕两个沿用书名的人说:“难道不嫌不干净,硬要捡起和尚用过的东西来用么?当然不至于此。”并埋怨自己“知名度低”而造成这种不当的缘故,令人感动。我没有对号入坐,但也惶恐忐忑,感到心虚。因为我在2009年曾经出版过一本以《书前书后》为书名的小册子(山西三晋出版社),不管我是否文中所指,但仅沿用一事,白纸黑字,事实具在,不容抵赖和默然。
我的《书前书后》的命名,一是我的粗心大意。我原用《来新夏书话续编》的书名,临出版前,贵编以原书名平淡,建议改用《书前书后》,比较俏皮,我也感到用就用吧!根本没想到这是用谁的杯喝水的词题。二是我从来没有过书名不能沿用的理念,特别是多年前,曾经读过一位老图书馆人杜信孚等先生所编的《同名异书通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其中收同名异书3500多条。少则二同,如《陶渊明年谱》有梁启超和朱自清两种,又如《中国文化史》的三同,有1927年的顾康伯所著,20年后的1947年同年有柳诒征和陈登原的同名著作。多则20余同,如唐吕著《易说》,宋、明、清各朝均有同名著作,直至近人姚永朴、蔡克猷等人还用此同名著书,共有26种。即使有杜著这样一本书可查,也还有漏网之鱼。杜著收《常谈》一书,有宋吴箕和清陶福履各一卷两种,但我尚读过清乾隆时人刘玉书所著《常谈》四卷,是为三同。可见书名雷同,自古已然,千百年来,直到近代,其风未杀。最近,我又读了两种同名的书,一是张元济先生的孙女张珑女士的自传《水流云在》(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8月);另一是与前一书相隔仅两年的英若诚自传《水流云在——英若诚自传》(中信出版社2009年9月)。所以我对此就没有太在意。
真没有想到,古往今来,竟有如此多的阿Q在偷偷错用和尚的杯喝水。这正应了市面上说的话:“法不责众”。我或能侥幸借此蒙混过关,但又深深反思,错用别人的杯喝水,终究是一个不文明的错,是读书未遍的陋。与其让别人瞎猜测,不如自己投案坦白,求得从宽。因此,我在这里向老先生唱个喏,道个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