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爱”的忏悔录

    很难确定赵翼如的《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的文体——它可以是散文、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关于青少年教育的研究著作等；它的内容也可以是社会观察、“病象报告”、心理症候分析等。当然这些学院式的文学批评视角已经非常不重要，重要的是赵翼如在这本书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不是新问题，青少年教育、教育模式、家长对孩子的心理期待、孩子的学习和来自社会价值观、同龄人竞争、家长的压力以及在这些压力下的心理和人格的扭曲等，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媒体的核心话题之一。但是，像赵翼如这样用文学的方式——或者用一个敢于自我反省的母亲、一个文学家的眼光观察这个事物并作出表达时，问题是如此的触目惊心：“成功”是一种毒药，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理疾病，并在加速蔓延。  

    这本书从这样一个情景开始：

    今年两会期间，一个小学生提交给全国人大代表一封公开信：《我没有童年》。

    在一片对“外因”的讨伐声中，我周围却有一拨妈妈，以敢于让自己触礁的勇气，站出来说——

    对不起孩子们：在我。

    问题的提出和表述方式，决定了这是一部反省书或忏悔录。她自序的题目就是《病了的母爱》，母亲疼爱孩子，但是“今天的妈妈，知道孩子哪疼吗？”这是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于是，在作者看来，“救孩子先救妈妈”；爱孩子，就要“尊重独立个体的‘自转’”；“快乐高于成功”；要让妈妈和孩子都“回归正常回到平常”。这些思想都不难理解，但是，这些并不高深非常朴素的思想要诉诸实践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对成功的渴求和理解，是由社会具有支配力量的价值观决定，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各界已经成功的人士，都难以逃脱这个价值观的规约。那个名噪一时的“虎妈”的“育儿经”是：“看来我还是应提着我的枪！不准参加玩伴聚会；不准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每门功课不能低于A；不准选择喜欢的课外活动……”这个现象与“虎妈”的童年记忆有关：早年，蔡美儿的爸爸出席了她获得第二名的颁奖典礼，回来后这位爸爸大怒道：千万，千万不要再让我这样丢脸了！他觉得女儿拿了第二名就是羞辱他。在当代中国，所有孩子的童年几乎都是在分数的高压下屈辱地成长，他们在分数面前没有尊严。一个名叫“丁丁”的孩子萎缩在没有灯光的楼道里，原因是她考试“只得了第四名”，“妈妈规定必须前三名，不然就罚站一晚”，妈妈没有理会她满脸冰凉的泪水。如果说分数是童年的价值观，那么，成年后的价值观是什么？书中讲述了一个文化界名流，她是一个“走上过电视讲坛”的人物。这个在社会上风光的母亲，面对孩子提出的问题以及孩子对自己命运的抉择，不仅束手无策目瞪口呆，而且她对于“成功”的理解仍然没有超出民间流行的价值观。这位名流了解“体制”的问题，也对“体制”多有批判，但她不会考虑孩子的感受，她不能理解孩子的辞职，她希望孩子留在体制里而不是成为一个“无业者”。这个例子并不极端，或者说，真正影响孩子成长和未来的，不在于一个母亲的社会地位、教育背景和她们的智商，而恰恰是价值观使然。赵翼如的这一发现价值连城：对成功理解的背后，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带菌”的价值观。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说：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服从于对自我利益和盈利的计算，则会被认为愚不可及。但这个“自我”与本书说来，不是孩子的自我，它是“母亲们”的自我。母亲希望孩子在同代人的竞争中不至于失败，母亲的出发点可能没有错，但是，当母亲们盲从地践行这个“带菌”的价值观的时候，她们被遮蔽的盲点是，那是以孩子的尊严、个性和快乐作为代价的，这个代价将作为孩子们的童年记忆而影响他们一生。在这个意义上母爱才是一种“疾病”。桑塔格分析疾病的寓意时说：“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以前是结核病充当着这一角色；现在轮到精神错乱了，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彻悟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赵翼如发现的“病了的母爱”也是一种“精神错乱”和“把疯狂浪漫化”的表现。

    还值得注意的，是赵翼如在书中的文学化处理。所谓文学化，就是用文学的手法，更集中、更典型地表现作家的书写对象，从而使被书写对象更生动、更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也就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我读到关于孩子教育现状最令人震惊的著作，作者开阔的视野、特立独行的思考和文学化的笔法，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