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俍民先生

    一本本的书，摊平在屋外走廊的桌上，阳光穿过树丛斜射下来，把书映衬得光彩照人。多少年了，这些书！虽已泛黄，但在我心里，依旧如新。

    从20世纪50年代的《盖达尔选集》，到80年代的《牛虻》、《孔雀石箱》、《一岁的小鹿》、《红酉罗伯》、《柯楚别依》、《伊纳格夫兄弟游击队》……每本书前都有工整的签名，而在每个签名背后，我都似乎能看见李俍民叔叔谦和温暖的笑容。

    前不久，整理父亲靳以的照片。在那一组父亲公祭的照片中，我看见李俍民叔叔也坐在公祭的人群中。那时的他，多么年轻，但已经是一位知名的翻译家。父亲在世时，我不认识他，因为他不是我家人来人往中的常客。但是我早已是他的仰慕者。从父亲带我上书店挑书起，我就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那个时代，《丘克和盖克》、《鼓手的命运》、《铁木尔和他的伙伴们》……这些书中的人物，早已被孩童的我们效仿崇拜，他们甚至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伙伴。苏联儿童作家盖达尔笔下的故事，通过李俍民叔叔的传神译笔，是怎样占据着我们童稚的心！而那些乌拉尔矿区美丽的民间传说，通过《孔雀石箱》耀眼的宝石，忽隐忽现美丽的仙女，弥漫四周的神秘氛围，又怎样引导小小的读者编织无尽的梦想！

    然后，《牛虻》闯进我们的少年时代。把书从图书馆借来，再传递到一双双手中，直到把书本翻烂。英雄人物的豪情鼓荡着我们年轻的胸臆，而那封“牛虻”临刑前写给女友琼玛的信，连同信中那首短短的小诗《牛虻》（甚至忽略了原诗的作者，英国诗人布莱克）更是被我们背诵得滚瓜烂熟，少年的我们其实并不真正懂得信中的涵义，但“牛虻”的故事在我们心头激起最初的朦胧和追求，它引领我们成长的脚步从少年走向青年。

    由此，我更加牢牢记住了“李俍民”这个名字，因为这三个字，正是印在《牛虻》的封面及扉页上，标明译者的。

    认识李俍民叔叔是在父亲去世后不久。

    那天，他轻叩我家的门，手里捧着他新出版的译作，扉页上除了写有赠送母亲的名字，甚至还有我的名字……

    那一刻，我的激动、快乐，难以言表。

    因为父亲刚刚离世，家中忽然冷落。更因之前，在父亲川流不息的宾客中，我从未见过李俍民叔叔的身影；而此刻，他竟然登门拜访，并自报家门，来与母亲和我认识……

    也更因为，他对我并不陌生，且是一位我从小就崇拜的人。这时，他竟然就站在我的面前，那么平易，而他那一口软软的带宁波音的上海话，那么温和，使人感到贴近亲切！

    后来，我才知道，李叔叔就住在我家附近，仅只二十几步路之遥。我还知道，他常常路过我家；因为，每天早晨，他都会来到我家门口的小花园打太极拳，锻炼身体。

    厨房的窗口就对着小花园，我常在那里洗漱。有时抬眼望去，正见他拳毕，我挥手招呼他进门，他也总是欣然而至。

    坐下，就是随意的谈话。而话题，总是围绕着书。因为家中的一大架外文书就立在面前。爱书的李叔叔一进屋，眼光就凝聚在这个书架上。他会把书一一从架子中小心抽出，然后开始讲故事。那些早晨，我好像回到童年时分，面对一位睿智的长者，尽情地倾听。虽然窗外有喧嚣，窗内却是一片安宁。

    今天回想起来，那些看似“随意”的话题，对于我来说是多么宝贵。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幸运，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聆听一位大翻译家对你讲述世界名著以及名著背后或是名作家的故事。

    那些难忘的早晨，一直镌刻在我心中。

    进入出版社工作后，有一天，我的两位复旦师兄前来找我。他们捧着《牛虻》的英文本，有意作为注释本把原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他们的想法正合我意。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与师兄如约前去李叔叔寓所。谈得兴起，李叔叔忽然转身从一张高橱内捧出厚厚一大叠手稿，他告诉说，那都是当年译《牛虻》后被出版社删去的部分，内容主要有关宗教，也有一些别的。见到手稿上工整的笔迹，我深感可惜，立即联想到他的另一部译作《斯巴达克思》，书中那些浩瀚的历史人物，页脚那些密密麻麻的注释，直到现在，仍让我敬佩不已。作为译者，无论是书中所涉宗教，还是历史、典故，李叔叔从来一丝不苟，这也是许多老一辈翻译家遵循的基本准则。

    我不是翻译家，不敢对翻译妄加评论。但我看到过李叔叔的译作，看到过他的工作，得益过他于外国文学的浩瀚知识以及精辟理解。他为人不事张扬，如谦谦君子。今年，正是他去世整整20周年。我不知道翻译界是否有纪念活动，但是，我知道许多读者忘不了他，尤其是，那些伴随着他的译作，从童年走到少年，进入青年，……与他书中的人物做了一辈子朋友的读者。与他的作品，一直在他们心中，这就是最好的纪念。

    风儿在轻轻吹拂，树叶在悄悄低语，阳光在一本本书间快乐地跳舞，我的怀想游走遥远。我仿佛看见李叔叔闪亮的眼睛，正专注凝视面前那一大架书，嘴边布满笑纹。那可是真正爱书人的喜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