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为季羡林先生出了一本书

    季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直到今天，我情感上还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无情的是，我再也不能像原先那样，随时将自己的新想法告诉他老人家，从而得到他的指导、帮助和支持了。每念及此，脑海里就会重现出和先生交往的那一幕幕情景，是那样的温馨和暖人。我都已经成习惯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我就开始了同先生的接触，不过，那时我还是中华书局里一个年轻的编辑，满脑子想的是：请他为我责编的《书品》杂志写稿子。对我这样的要求，先生还真没有拒绝，不仅答应了，还准时或提前交稿。这样一来，我便像得到了他的“纵容”似的，只要一有我认为合适的题目或需要应急的文章就马上打扰先生，请求赐稿。他老人家真是一副菩萨心肠，不但应允，还会问明何时交稿才不会影响出版。其实，他多半会提前把文章寄给我。这样一来，在我编的《书品》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里就有了先生写的那些重要文章了。

    正是因为先生的“纵容”，我才能和他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虽然都是为了组稿，但已不仅仅是给那两本杂志写文章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想听听他老人家的意见。

    第一件事是我准备编《学林春秋》一书。那是在1997年，我把自己的想法当面跟先生谈了，他认真听完后，说：“你的想法很好，确实应该做，虽然有一些老先生已经走了，但亡羊补牢，需要抓紧。你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想请您写一篇介绍研究东方学的经历和体会的文章。”“好的，这篇文章我应该写（文章名为《我与东方文化研究》）。另外，你请没请张政烺写？可不能没有他啊。”“已经请了，正在写。”“有没有周一良？”“也请了，只是怕身体不行。”“请没请日知先生？”“没有，我不认识他，不知道怎么和他联系。” “我有他的地址，就说是我请你和他联系的。”就这样，我不仅得到了先生的文章，还在其指导下组来了林志纯（日知）先生的文章。

    第二件事是我准备编《学林往事》一书时，又去拜访先生谈了我的想法。记得他听后说：“你这个想法同样很好，值得做。趁着这些老先生还在，不然就没人能写了。胡适先生准备请谁写啊？”“我正是为这个事来的。要说写胡先生，最佳人选是邓恭三先生，可他走了啊。”“是啊！不过，还有一个人适合写，就是何兹全先生，他跟胡先生接触很多。”“我已经拜访过何先生了，他说此前刚刚写完一篇介绍胡先生的长文，不能再写了。您看怎么办？”听我这么一说，先生想了想，说：“这部书里没有胡适是不行的！可环顾宇内，能写他的怕只有我了，因为1946年我进入北大当东语系主任时，他是校长，我们有三年的工作关系，我还是了解他的。就由我来写吧。”我见他老人家答应了，心里不用说有多高兴了，我原就想让先生写这一篇的。这时他又问道：“那谁写汤用彤呢？”我忙回答：“还没有想好。”“就请任继愈先生写，他做过汤的学生。”我忙答应下来。

    第三件事是我准备编一套“名家心语丛书”的时候，不同的是，我这次不想组先生一篇文章，而是想给他编一本书，于是我又去看望先生。他听了我的想法又连声说好，说：“我支持你，就把我2000年写的单篇文章交你结集出版吧。”见他老人家这么支持我，我用最快的速度把书赶了出来，并为之起名为《千禧文存》。先生拿到书后说：“交给你我就放心了。书出得是又快又好。”该书出版后不久，我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以这本书为滥觞，干脆再组织一批老先生加盟其中，编辑出版一套丛书。先生得知我有这样的想法后，又是大力支持，明确表示2001年的文集也交我出版。随后又说：“以后我的新书一律交你出版。”有了他老人家的大力支持，我热情高涨，很快又为他编辑出版了《新纪元文存》，此外还有钟敬文先生的《婪尾集》、周一良先生的《郊叟曝言》、何兹全郭良玉先生的《三论一谈》、侯仁之先生的《晚晴集》等书。先生对这套书的选题极为赞成，不仅亲自为丛书写了“序言”，还不止一次对我说：“你让我起了一个好头，那些先生才肯接下去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不然，他们是不肯花时间这么做的。”足见先生对这套丛书的偏爱和重视。为了编好该丛书，我经常会利用给先生送书的机会汇报下一步的组稿打算。他每次听得都很认真。有一次我提出要组织几个人的稿子。他对其中的一位拿不准，说你下次来把这个人出版的东西给我看看。待他看过后才同意我去组稿。可见先生是多么的严谨和认真啊！

    第四件事是交我出版《病榻杂记》，时间是2006年的10月。我那时已调往香港一家出版社工作了。听说先生已经写完了，但内地竟有近50家出版社在竞争这部书稿，我远在香港，又不能给先生多好的条件，心里没把握。但先生的秘书李老师接到我的电话后说：“老先生的稿子已经写完了，他让你来拿，只同意交你出版，说是：君子一诺。”这样，我不仅拿到了这部稿子，而且还几乎同时给先生在香港和内地出版了繁简两种文本。

    第五件事是先生交我给他出版《季羡林序跋集》，我编好后提出应在香港先出版繁体字本《季羡林序跋选》。先生听后完全赞成，授权我编辑出版。这样，这两部书先后在香港和内地面世。

    季先生走了，我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得到他老人家的帮助和支持了。可是，我一直还想着给他再出一本书呢，因为他的百岁华诞就要到了。我不能不作为！于是，我决定还是以季先生为开端，编辑出版一套丛书——“想念大师”。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和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和编辑，作为该丛书的第一部——《想念季羡林》计划于8月初面世，以纪念先生的百岁华诞。书中的文章都是他的朋友(包括外国朋友)、弟子、同事、学生和接受过他的帮助的人饱含深情用心写就的，对于今天的人们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他是有帮助的。

    我想，该书出版后，他老人家若地下有知一定颇感欣慰，因为他又带了一个好头，许多大师将和他一起被人们想念和记忆。我也了却了一桩心愿：又为季先生出版了一本书。